當地時間5月10日，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結束。盡管結果不盡人意，但從劉鶴副總理磋商結束后的采訪中可知，中美雙方還是期望達成一致的，盡管暫時有些阻力和干擾，但下一輪仍將繼續推動中美磋商。

歷經11輪談判，未來中美經貿要走向何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在5月10日的系列講座中邀請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解答中美未來的發展趨勢。

最近的事件，大家都知道，我個人非常意外，其他媒體朋友及一些政府官員、學者也都很意外。中美兩國談判之間的細節，很多我都不了解，所以，今天講的是偏學術理論的分析。

一、中美關系的歷史沿革

1.從意識形態導向到實用主義導向

從70年的視角來看，尤其是從1949年到1972年，中美關系是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實用主義。這個前提的鋪墊是美國對蘇聯的認識。

1949年之前，美國在帝國主義國家里和中國的關系算是比較好的，但1949年之后出現了比較激烈的政治意識形態斗爭，形成了長時間的中美關系的斷裂。這種意識形態的分歧在中美之間并沒有太長的歷史基礎，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開始恢復接觸。

至2016年，期間中美關系基本上是擱置意識形態差異，轉為實用主義合作。最開始是為了應對蘇聯的冷戰威脅，但后來經濟、文化各方面慢慢合作，基于共同利益的訴求，形成了基于實用主義狀態的合作。

2017年又發生了一個轉折，以特朗普上臺為標志。這個轉折其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都有從量變到質變積累的過程，但從2017年來看已經體現得比較明顯。這里面最重要的一點變化，是共同利益基礎削弱，或者美國愿意和中國合作的基礎削弱了。

對共同利益認識發生變化的同時，意識形態的差異又開始體現出來，或者說，利益共識在削弱，意識形態分歧在加強——倒不是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差異，這不完全是政治上意識形態的差異，更多的是制度差異。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中美兩國之間的大國競爭、權力差異。去年我們去美國時，美國一些搞政治的專家說中美貿易沖突，不是什么貿易問題，就是權力斗爭。這種認識現在在美國確實越來越強。

總之，至少在美國看來，現在共同利益基礎越來越薄弱，權力之爭和道路之爭越來越明顯，而且權力之爭和道路之爭是同時存在的。

2.經貿問題在中美關系中越發重要

另一個視角，1979年之前，中美之間基本沒有經貿關系，雖然1972年開始恢復交往，但貿易上美國并沒有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關系的恢復。真正意義上的恢復是從1979年開始，1979年至1989年被視作中美關系的黃金時期。這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得益于冷戰延續，蘇聯的威脅讓雙方有共同的認識。

經貿問題其實不是太重要的問題，或者說貿易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1990-1993年出現了一些情況變化，人權問題一度成為焦點，但這時間很短暫——這也是我為什么講美國人總體來說是比較注重實用主義的國家，這種比較虛的問題，他過一段時間就忘了。

1994年-2001年，美國把重心放在所謂的中國入世談判上。美國認為，中國市場開放水平不夠高，尤其按WTO標準來說，中國市場不夠開放，所以美國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要讓中國打開市場。中國入世談判結束的時候，美國的商界歡欣鼓舞，他們看到13億人的大市場要向美國開放，覺得當時的克林頓政府為美國商界贏得了非常好的協議。

特朗普今天說克林頓特別蠢，當時入世談判讓中國人給欺騙了，這么輕易就讓中國加入了。其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當時的談判是很艱苦的，我們當時做出那么大的承諾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從美國角度來說，已經非常非常滿意，甚至某種程度上超過他們的預期，尤其是從出口的角度。

從2002年開始，經過一段時間，尤其是2006年入世承諾執行完畢前后，美國對華貿易的焦點又發生變化。美國原來以為，只要中國開放市場，美國商品可以憑借競爭力，向中國大量出口。但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也出乎我們的預料，實際情況是中國對美國的順差不斷擴大。

3.特朗普政府對華外交基于現實主義外交理念

從美國增加出口角度來看，已經做得差不多了，能做的都做了。奧巴馬時期表現得比較明顯，對中國反傾銷、反補貼的措施越來越頻繁。

奧巴馬時期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制度競爭開始出現。按民主黨人自己的說法，這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做法”，拉攏美國的盟友建章立制，形成一個外圍的包圍圈，以對中國形成壓力，迫使中國慢慢接受。可以說，這做法還比較“文明”、“紳士”。而2017年以后，換了一個人、一種風格，從“紳士”換成了“流氓”。

特朗普政府的觀點是，過去這種溫文爾雅的紳士方式對中國沒有用，搞什么多邊制度、TPP合圍，效果太慢。而且他認為，這種制度在約束別人的同時也約束了自己，這是特朗普所不喜歡的。所以，發生了一些變化。

目前來看，模式之爭和利益之爭都有。這個利益不單純是利益分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按現在快速增長的勢頭，會不會趕超美國的問題。以前也有人說過，一個衰落的霸權更危險，更不好打交道，現在看來確實是這樣。

二、一年來中美經貿摩擦回顧

2016年底，特朗普上臺，這本身是個意外。特朗普上臺之后，我們也做過一些分析，預料到中美關系會惡化，這是大家的一個基本共識，但到底會惡化到什么程度，美國會走多遠，坦白講，超出我的預期。

我自己回頭看，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沒想到美國人會變得這么“流氓”。其實我們也不是沒關注301措施，這制度一直都在，美國也相當長時間沒有用了；只是當時對總統的自由裁量權到底有多大，有一些低估。

不管怎么樣，結果我們都已經知道了，從2018年3月份開始，到6月份，這段時間是心理上的較量，因為關稅并沒有真正落地——或者說，大家都懷疑這個關稅會不會真的落地。

2017年，美國總統上任第一年內實現中美高層首次互訪，如果以這互訪作為衡量指標，這是中美關系最好的時期。到2018年，情況就急轉直下。現在回頭看，我個人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政策重心還是減稅、醫改等問題，貿易并不在他最主要的議程上。當然，還有一點，美國政府的強硬派對于中美雙邊磋商所達成的結果并不滿意。

1.特朗普更在意減少中國出口，而不是擴大中國進口

2017年，我們最主要的承諾是增加對美國商品的購買，后來和美國專家交流的時候，也談到了現在還想用這種方式緩解中美關系。其實這里已經走錯了方向，因為特朗普其實并不在意這個，他更在意的，首先是被中國進口沖擊的行業，他想要做的是減少中國的出口，而不是增加對中國的出口。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對任何政府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總的來看，這個階段，從我們這邊來總結，就是想通過一種強硬的回擊，讓美國認識到，我不是不敢反擊的。但看效果，坦白說不太好，因為特朗普不在乎——也許覺得中國的反擊力度有限，或者覺得美國給中國造成的打擊比中國給美國的打擊更大，覺得是美國贏了。

從絕對規模來看，這次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關稅戰。至少從二戰以后，雖然也有彼此加關稅的情況，但大部分都是有根據的，比如根據反傾銷調查、根據反補貼調查加關稅，但這次嚴格說來是沒有國際法依據的——美國肯定沒有，中國有沒有呢？可以討論。

經常有人問，貿易戰到底影響有多大？真不知道，都沒經驗。因為經濟學、社會科學都是經驗哲學，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誰也不知道該怎么判斷。從貿易政策來講，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試驗”，我們可以觀察這個后果。

到了12月底，習主席和特朗普會晤，達成共識，停止加升新的關稅，又要開始新的談判。為什么到這個時候雙方要開始談判？如果能有變化影響貿易摩擦的進程，就是中美兩國的經濟表現。

貿易戰的影響，大家都不太確定，只能看結果。看2018年第四季度情況，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于貿易戰的因素，從實際結果來看，中美兩國經濟都不太好。美國股市本來“噌噌噌”往上漲，特朗普天天發推特；后來又“嗖嗖嗖”往下猛降，差不多降了20%，回到了2018年年初的狀態，他就不提了。所以，這種必要性、緊迫性出現了，雙方就愿意坐下來談一談。但坐下來談不意味著就降低標準，實際談判情況大家也都知道，最近第11輪不歡而散。有一度大家都很樂觀，說大概率能達成協議，我現在再也不敢說百分之百。
納斯達克指數行情

涉及到談判內容，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包括中國擴大從美國的采購、強制技術轉讓問題、知識產權問題，服務業的開放、非關稅壁壘等等。根據美方披露的談判內容，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大部分內容還是可以接受的，從去年年底到今年這段時間，我們也已開始對一些國內政策和法律進行調整，開始解決雙方——或說美方——關注的問題。比如《外商投資法》關于強制技術轉讓已經做了新的規定。

《外商投資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立法過程最快的法律之一，三個月就形成了一個立法，而且是人大立法，還不是人大常委會立法，這么高的效率是罕見的。包括知識產權，本來一些地方已經成立知識產權法庭，現在最高法也成立了知識產權法庭，已在為談判做鋪墊。

可以講，大部分內容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執行過程存在問題。

2.中美貿易問題其實是執行端的問題，而不是針對美方設立的針對性政策

中美很多貿易問題，其實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問題，并不是我們故意想要為難限制外資企業。

如果要說市場準入問題，那我們是對外資企業有一些限制；但所謂營商環境、執行政策問題，大部分都不是故意設計的，主要是我們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完善的問題。美方對我們提出的一些要求確實也是一個新增的外來壓力，可以給我們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三、對華301措施

美國這次之所以用301措施而沒有用WTO或其他措施，最主要原因是從以往的經驗來看，301措施很有效，而這效果建立在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絕對優勢基礎上——這些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非常高，或者說美國有著市場優勢。但這次還是有比較大的區別，因為不是關于出口的問題，而是關于所謂的知識產權、創新政策等問題。當然，最后采取的措施是關稅。

為什么強調所謂的知識產權、技術許可等問題？對美國來說，更焦慮更擔心的是中國的技術追趕。美國已把技術當成最大的武器，它知道美國對中國加關稅，中國還可以反制，而且加關稅對自己也有損傷，它自己是清楚的。它想封閉或盡可能地減少美國的技術向中國的外溢，這是現在談判里美國最核心的目的之一。所以，從未來的情況來說，在技術上我們不得不更多地自力更生，這已經是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1.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是中國占了美國便宜嗎？

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對美國有大量的順差。現在貨物貿易逆差、服務貿易逆差為什么這么大？有很多解釋，我自己認為有一個角度可能大家觀察得不是特別多。

貿易，我們經常強調的是比較優勢，而美國現在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服務業——美國的經濟結構里80%都是服務業，制造業也就10%。但服務業有個問題，由于一些技術可行性上的限制，很多服務沒辦法直接跨境出口。也就是說，美國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無法轉化成它的出口。這是美國貿易逆差的重要因素。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美國企業2015年在中國當地銷售達5000億美元。如果加上美國直接向中國的出口，是美國占優勢。中國企業對美投資還很少，時間還很短，尤其我們對美投資里大概1/3是房地產，是一種資產性投資，沒有銷售。因此，單純講貿易順差、貿易逆差是很不全面的。

貨物貿易逆差擴大確實是個客觀的事實。美國什么時候開始出現貨物貿易逆差并持續擴大？其實之前美國的順差也不大，但一直沒有出現過逆差，第一次逆差應是從1971年開始，當時發生了石油危機，石油價格暴漲，緊接著發生了美元和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構建了石油美元體系。

石油美元體系導致兩個結果：一是不需要黃金做準備金了，美元變成硬通貨，所以，美國開始有能力承擔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它印鈔票就行了；第二個影響是，因為美元成為硬通貨，美國企業對外投資越來越方便，拿著美元去就行了，外匯都不用換，不像以前得用黃金作抵押。

這兩個變化也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重要因素。一是從美國國內承受能力來看，二是美國企業開始越來越多地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導致產能轉移，產能轉移導致出口的減少，進口的增加。

美國擁有多數股權（50%以上）的海外分支機構在當地的銷售額達6萬多億美元，而反過來，外國企業在美國的銷售額為4萬多億，順差2萬億美元。美國企業參與經濟全球化，不再是美國生產對外出口，而是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如果非要說誰占了便宜，誰吃虧，美國企業覺得沒有吃虧，美國也沒有吃虧。

2.美國制裁中國是因為中國違反了WTO規則嗎？

特朗普說，中國占了美國的便宜，加入WTO太容易了，且中國沒有遵守WTO規則。

從規則角度來看，中國入市承諾是非常非常有雄心壯志的，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回頭說2000年入世門檻太低了，這是以現在的標準來判斷。那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差不多1000美元，遠遠落后于巴西、阿根廷、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但我們的關稅比他們高多了。按照WTO的約束關稅，我們大概在10%，印度在WTO里是最牛的，約束關稅48%——它已經進去了，就是不降，美國拿它沒辦法。此外，阿根廷、巴西在13%以上，韓國在13.5%。所以，絕對不能說中國的入世水平低。

但現在的一個問題是，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責不歸WTO管，它其實是超越WTO，是自己泛化的理解。美國說中國不符合市場經濟的精神，那你說WTO是不是遵循了市場經濟的精神？籠統來說，可以這么說，但WTO文本里找不到market economy這個詞。看各項報告，其實美國自己都承認，中國現在的政策并沒有違反WTO規則，但它說中國違反了WTO的精神。

3.美國對WTO的顛覆式改革

WTO改革，是最近炒得很熱的問題。現在美國政府對WTO的改革是一種顛覆式的改革。嚴格說來，不能叫改革。按我自己的理解，不該叫Reform，而應叫Return，復辟，回到20世紀80年代關貿總協定時期。

關貿總協定有個特點：沒有強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敗訴的一方可以阻撓法官的裁決——法官說你輸了，然后輸的那個人說“你說的不對”，直接否定法官的裁決——可見這個法院多么無力。

現在美國想要回到那個時期，因為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可以利用自己的實力迫使他人執行裁決，接受自己的一些要求。特朗普認為美國要維護自己的貿易利益，不需要上訴機構，所以，他想廢了，無所謂。

美國認為所謂的多邊主義談判模式，不能充分發揮美國的實力優勢，實際也是這樣的。美國認為，發展中國家濫用WTO的差別待遇，它現在主張要重新分類，打破以往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的分法；此外還要把發展中國家再分成幾大類，不同國家應有不同的要求。

美國認為中國非市場導向政策，是現有WTO體制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要制定新的規則，約束這種特色帶給中國的競爭優勢。他想約束別人，卻不想自己被約束。那他的信譽來自哪里？別人為什么要接受他的約束？這就很麻煩了，基本上是流氓做法。

4.美國對華政策也是由于美國的國內政治動因和特朗普個人風格

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大家已經見識得很清楚。我個人認為，特朗普形成這樣的風格，和他是個房地產商有關系。

房地產行業全球化色彩很淡、所以特朗普對全球化沒什么概念，包括貿易逆差、貿易順差概念，他也不太懂。而房地產行業和鋼鐵、鋁這些建材行業關系比較密切，所以特朗普肯定有一些建材行業的朋友，包括他曾想讓美國鋼鐵公司的老總當SDR，而萊特希澤、羅斯也都來自鋼鐵行業。特朗普和他們的關系比較密切，所以他比較同情他們——看他們在泥潭里掙扎，然而越掙扎越落后，因為那是無法挽救的行業。

我自己認為，特朗普如今形成的貿易保護色彩和其個人經歷有關系。當然，也有個人風格影響，偏執也好，自戀也罷，都有關系。

另外，美國國內政治也發生了變化。從七八十年代開始，全球化、市場化導致的結果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衡。當然，也有國內政治理念的問題，在社會保障體系等基礎層面，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是做得更差一些，這是特朗普之所以能上臺、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

5.美國對接觸政策的效果比較失望

去年我們去美國，感受很深刻。美國學界和政府的共識非常強烈，他們認為所謂的接觸政策并沒有推動中國向他們希望的方向改變，甚至有一些對中國還比較友好的人都痛心疾首，感慨中國怎么變成這樣了——其實我們也沒覺得怎么樣。

總體來看，中國發展太快了，中國改革開放太慢了，同時對美國構成實力和模式上的挑戰。這兩個東西一起發生，為此他們有一些人焦慮，有一些人失望，有一些人恐懼，各種情緒。

至于到底該怎么辦？分歧還比較大。我自己總結，大概有三派：

第一派是主張和中國脫鉤，即中美脫鉤。我們過去是一對，現在分手。這想法偏理想主義一些。

第二派是主流派，希望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要求，融入美國的體系。這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內的主流，同時他們都不接受中國現在的模式。

第三派主張開打，而且有點急，認為要打就現在趕緊打，再不打就來不及了。像納瓦羅、蓬佩奧這些人，在美國，尤其是美國政府內部，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形勢確實比較嚴峻。

6.美國對華貿易摩擦的目的，是削弱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經濟上來看，特朗普政府有他自己的目的，包括恢復美國的一些傳統制造業、重建美國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而美國企業想要擴大在中國的市場競爭，這點其實特朗普是不太在乎的。

為什么特朗普老說美國讓中國占了便宜，說當時美國不讓中國加入WTO，中國就無法融入全球價值鏈？因為他現在想要重塑全球價值鏈，讓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美資企業離開中國，回美國最好，去越南也行。特朗普是徹頭徹尾的霸權主義者，甚至也有一些美國專家說，他也是種族主義者。

四、中美貿易摩擦的前景和宏觀影響

有沒有什么因素能夠遏制特朗普想打貿易戰的想法？去年有兩點，一是中期選舉結果對他并不是很有力，民主黨主導了眾議院；二是美國第四季度經濟和股市的下滑。

但這兩個負面因素目前來看已慢慢消失了：一是通俄門調查居然沒結果，我們很驚訝，美國也很驚訝，調查這么半天居然沒有證據；二是經濟形勢居然又好了。美國國債收益率倒掛等很多指標反映出來美國經濟見底，今年一季度的形勢很好，季度增長率3.2%，失業率再創新低。

從中國角度來看，我也提不出什么建議來。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我們采取了非常多的有效、有力措施，不管是和特朗普談判，還是加快國內改革開放、加快和其他貿易伙伴的合作開放，可以做的差不多都做了。

現在有一些人比較擔心，美國會構建一個所謂的“對華保衛圈”，孤立中國。我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存在，只要中國不想跟別國隔絕，中國就不會被隔絕，美國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和道德力量。

有很多對中國比較友好的美國專家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有的甚至說，“你們也別跟特朗普談了，不要理他，你們該干嘛干嘛。”要我們完全不理他，這也不太現實，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確實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有很大的回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