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PM2.5濃度,較2013年分別下降43.4%、34.3%、31.9%。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優良天數比例達79.3%,PM2.5平均濃度達到39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平均優良天數比例達到50.5%……
2月22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科技支撐協同推進會在京召開,與會專家援引這組數據說明環境空氣質量的明顯改善。
“近幾年來,在一系列國家科技計劃支持下,大氣環境科技呈現出跨越式發展的態勢,在理論研究、防治技術和控制技術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說,科技部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大氣污染防治科技創新工作。
專家表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工業點源治理、九十年代燃煤—工業污染源治理、本世紀初燃煤—工業—機動車等污染綜合治理和當前的大氣復合污染防治,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成效的跨越式進步有一個共同的規律——科學研究先行。
“攻關項目實施以來,通過野外觀測、數值模擬、實驗室分析的閉合技術體系,進一步深化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重污染成因的認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初步闡明了重污染過程的物理、化學機制及其綜合作用。”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柴發合說。
柴發合所說的攻關項目,是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項目。攻關項目還建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精細化排放清單,為28座城市編制藍天保衛戰三年作戰計劃提供基準和支撐。
“發展區域大氣污染補償機制,是推動聯防聯控長效化的重要手段。”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及重污染應急技術與集成示范項目負責人、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海生表示,針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治污責任主體難以明晰的問題,提出財稅補償、區域大氣基金以及政府性基金三種發展補償具體方式,在提高治理效率的同時體現公平性,并激發區域聯合治污的積極性。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表示,兩個項目實施近兩年來,相互支撐、協同推進,都取得了積極的階段性進展。特別是在科研組織實施機制方面實現三大創新,成立了國家大氣污染防治的攻關聯合中心,建立了“包產到戶”的跟蹤研究機制,并突破科研資源和數據共享的難題,建立了一套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深度融合的工作機制。
“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處于三大區域發展戰略和三大攻堅戰的交匯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要充分認識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徐南平強調,近年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取得很大成績,也呈現出新的特征,如臭氧污染日漸突出,成為夏季重要的污染物。
“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科技創新要找準著力點,通過科技創新形成精準治污能力。要用最小的代價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一定要找影響最大的關鍵問題先開刀。”徐南平稱,要充分發揮已有研究成果的引領支撐作用,下一步要和正在推進的京津冀環境治理2030項目有效銜接,既要注重機理研究,也要注重治理關鍵技術研發。要攻克幾項為市場、企業所接受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大氣污染防治的瓶頸。
值得關注的是,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減排效果,增加了末端減排的壓力。而電力行業全面實施超低排放改造,繼續減排的空間十分有限,非電行業深入減排成為新命題。
目前,大氣污染治理依然在負重爬坡,面臨諸多難題。
“除北京以外,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能源、產業、交通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轉變,區域內秋冬季空氣質量仍未擺脫對氣象條件的依賴。”在柴發合看來,接下來,要重點推進晉冀魯豫交界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消除區域污染的“熱點”;穩步推進清潔采暖,重點強化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的減排,依法強化工業污染源排放監控。
2月22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科技支撐協同推進會在京召開,與會專家援引這組數據說明環境空氣質量的明顯改善。
“近幾年來,在一系列國家科技計劃支持下,大氣環境科技呈現出跨越式發展的態勢,在理論研究、防治技術和控制技術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說,科技部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大氣污染防治科技創新工作。
專家表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工業點源治理、九十年代燃煤—工業污染源治理、本世紀初燃煤—工業—機動車等污染綜合治理和當前的大氣復合污染防治,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成效的跨越式進步有一個共同的規律——科學研究先行。
“攻關項目實施以來,通過野外觀測、數值模擬、實驗室分析的閉合技術體系,進一步深化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重污染成因的認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初步闡明了重污染過程的物理、化學機制及其綜合作用。”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柴發合說。
柴發合所說的攻關項目,是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項目。攻關項目還建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精細化排放清單,為28座城市編制藍天保衛戰三年作戰計劃提供基準和支撐。
“發展區域大氣污染補償機制,是推動聯防聯控長效化的重要手段。”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及重污染應急技術與集成示范項目負責人、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海生表示,針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治污責任主體難以明晰的問題,提出財稅補償、區域大氣基金以及政府性基金三種發展補償具體方式,在提高治理效率的同時體現公平性,并激發區域聯合治污的積極性。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表示,兩個項目實施近兩年來,相互支撐、協同推進,都取得了積極的階段性進展。特別是在科研組織實施機制方面實現三大創新,成立了國家大氣污染防治的攻關聯合中心,建立了“包產到戶”的跟蹤研究機制,并突破科研資源和數據共享的難題,建立了一套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深度融合的工作機制。
“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處于三大區域發展戰略和三大攻堅戰的交匯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要充分認識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徐南平強調,近年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取得很大成績,也呈現出新的特征,如臭氧污染日漸突出,成為夏季重要的污染物。
“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科技創新要找準著力點,通過科技創新形成精準治污能力。要用最小的代價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一定要找影響最大的關鍵問題先開刀。”徐南平稱,要充分發揮已有研究成果的引領支撐作用,下一步要和正在推進的京津冀環境治理2030項目有效銜接,既要注重機理研究,也要注重治理關鍵技術研發。要攻克幾項為市場、企業所接受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大氣污染防治的瓶頸。
值得關注的是,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減排效果,增加了末端減排的壓力。而電力行業全面實施超低排放改造,繼續減排的空間十分有限,非電行業深入減排成為新命題。
目前,大氣污染治理依然在負重爬坡,面臨諸多難題。
“除北京以外,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能源、產業、交通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轉變,區域內秋冬季空氣質量仍未擺脫對氣象條件的依賴。”在柴發合看來,接下來,要重點推進晉冀魯豫交界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消除區域污染的“熱點”;穩步推進清潔采暖,重點強化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的減排,依法強化工業污染源排放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