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是社會大眾基于生計層面的物質需求得到較大滿足的同時，身體健康意識不斷增強，精神層面的需求大幅提升。在這一社會與生活轉型的背景下，廣場舞應運而生。她們曼妙的舞姿活躍在大街小巷：她們就是我們熟知的“廣場舞大媽”。
跳舞對她們意味著什么？可以給她們帶來哪些變化？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對她們開展了為期一年的調研。廣場舞大媽里有兩類人：一類是本地的退休市民，一類是外地過來幫忙帶小孩的“老漂族”，跳舞對于她們的意義不盡相同。
對本地人來說，廣場扮演了“單位社區”。伴隨市場經濟改革、產業重組、企業改制和單位瓦解的過程，許多城市的本地人在改革開放前的集體生活形式逐漸解體，集體性的組織化生活消失。“社區”取代“單位”，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主要單元，“單位人”被“社區人”取代。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更容易感到孤獨與空虛。
調查發現，很多本地大媽年輕時就熱衷于跳舞，退休前在單位文藝團體或后勤部門工作，她們經常代表所在單位參加各種舞蹈比賽，此后因為工廠倒閉或企業改制而下崗，不得不告別組織化的集體生活。廣場舞的興起，勾起了她們的集體記憶，使她們有機會重新找回社群化的生活方式。一些本地老人表示，自從廣場舞流行以后，她們和老同事、老朋友間見面聚會的頻率越來越高，每周聚上2~3次，再現了從前在一個單位的美好感覺。
對外地人而言，廣場充當了“家鄉社區”。與市場經濟改革和單位瓦解并行的是大規模的鄉城人口遷移過程，造就了一個數量龐大的族群——“老漂族”，她們的戶籍不在城市，但為了幫子女照顧小孩，她們不得不離鄉背井，來到子女工作的城市。數據顯示，中國“老漂”人口已愈2000萬人次，尤其隨著“全面開放二孩”人口政策的實施，“老漂”的數量愈加龐大。這些人面臨一個共同問題是，她們長期生活在“熟人社會”的家鄉，突然進住和寄居于陌生的大都市，往往出現自我身份認同的糾結與迷失。與此相關，由于氣候、飲食、思維及生活方式等地域差別，外來人口的城市認同普遍較低。通過廣場舞，大家聚攏到一起，開始敞開心扉交流，逐漸信任和依賴對方，很大程度減輕其身處異鄉的孤寂感，自我身份認同也逐步建立。不少大媽在跳舞之余，還談論很多話題，如疾病治療與預防、處理與子女關系、防騙技能傳授、隔代撫養心得、負面情緒調節等，一些人選擇一起逛街、吃飯、喝茶、爬山甚至旅游，成為無話不談的閨蜜。同時，隨著外地人和本地人溝通交流日漸深入，不少外地人開始適應、接受甚至喜歡城市的飲食、文化與習俗，這無疑提高了她們的城市認同感。
可見，對于本地人，廣場舞有效彌補了單位社區瓦解留下的社交空間空缺，緩和與了下崗職工的社會與文化沖擊，提供其再融入“社區”的渠道。對于外地人，廣場舞充當了外來移民地方認同建構的空間，填補了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移民異地遷移后業余活動欠缺的空白，增進了外來移民與本地人之間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其適應本土文化與生活方式，加速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上述身份認同和地方認同一旦建立，為后續針對特定事件的自組織化和社群化活動奠定了基礎，以社區集體行動為標志的社區能力建設開始呈現。調查發現，不少廣場舞大媽是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與先鋒。一些熱心的大媽們兼任社區義工巡邏隊員，各負其責：有的巡查社區的衛生狀況，有的規范沿街商鋪擺賣行為，有的提醒防火防盜等隱患，有的收集社情民意；一些能歌善舞的大媽們每逢春節、重陽節、婦女節和國慶節，都組織排演節目，參加街道、區或市里組織的各種舞蹈比賽；擁有一技之長的退休大媽們則發揮余熱，成為各社區居民議事廳的常客，給社區居民排憂解難。不難看出，在年輕人工作忙碌的情況下，熱心的廣場舞大媽儼然成為社區能力建設的主體。
跳舞對她們意味著什么？可以給她們帶來哪些變化？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對她們開展了為期一年的調研。廣場舞大媽里有兩類人：一類是本地的退休市民，一類是外地過來幫忙帶小孩的“老漂族”，跳舞對于她們的意義不盡相同。
對本地人來說，廣場扮演了“單位社區”。伴隨市場經濟改革、產業重組、企業改制和單位瓦解的過程，許多城市的本地人在改革開放前的集體生活形式逐漸解體，集體性的組織化生活消失。“社區”取代“單位”，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主要單元，“單位人”被“社區人”取代。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更容易感到孤獨與空虛。
調查發現，很多本地大媽年輕時就熱衷于跳舞，退休前在單位文藝團體或后勤部門工作，她們經常代表所在單位參加各種舞蹈比賽，此后因為工廠倒閉或企業改制而下崗，不得不告別組織化的集體生活。廣場舞的興起，勾起了她們的集體記憶，使她們有機會重新找回社群化的生活方式。一些本地老人表示，自從廣場舞流行以后，她們和老同事、老朋友間見面聚會的頻率越來越高，每周聚上2~3次，再現了從前在一個單位的美好感覺。
對外地人而言，廣場充當了“家鄉社區”。與市場經濟改革和單位瓦解并行的是大規模的鄉城人口遷移過程，造就了一個數量龐大的族群——“老漂族”，她們的戶籍不在城市，但為了幫子女照顧小孩，她們不得不離鄉背井，來到子女工作的城市。數據顯示，中國“老漂”人口已愈2000萬人次，尤其隨著“全面開放二孩”人口政策的實施，“老漂”的數量愈加龐大。這些人面臨一個共同問題是，她們長期生活在“熟人社會”的家鄉，突然進住和寄居于陌生的大都市，往往出現自我身份認同的糾結與迷失。與此相關，由于氣候、飲食、思維及生活方式等地域差別，外來人口的城市認同普遍較低。通過廣場舞，大家聚攏到一起，開始敞開心扉交流，逐漸信任和依賴對方，很大程度減輕其身處異鄉的孤寂感，自我身份認同也逐步建立。不少大媽在跳舞之余，還談論很多話題，如疾病治療與預防、處理與子女關系、防騙技能傳授、隔代撫養心得、負面情緒調節等，一些人選擇一起逛街、吃飯、喝茶、爬山甚至旅游，成為無話不談的閨蜜。同時，隨著外地人和本地人溝通交流日漸深入，不少外地人開始適應、接受甚至喜歡城市的飲食、文化與習俗，這無疑提高了她們的城市認同感。
可見，對于本地人，廣場舞有效彌補了單位社區瓦解留下的社交空間空缺，緩和與了下崗職工的社會與文化沖擊，提供其再融入“社區”的渠道。對于外地人，廣場舞充當了外來移民地方認同建構的空間，填補了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移民異地遷移后業余活動欠缺的空白，增進了外來移民與本地人之間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其適應本土文化與生活方式，加速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上述身份認同和地方認同一旦建立，為后續針對特定事件的自組織化和社群化活動奠定了基礎，以社區集體行動為標志的社區能力建設開始呈現。調查發現，不少廣場舞大媽是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與先鋒。一些熱心的大媽們兼任社區義工巡邏隊員，各負其責：有的巡查社區的衛生狀況，有的規范沿街商鋪擺賣行為，有的提醒防火防盜等隱患，有的收集社情民意；一些能歌善舞的大媽們每逢春節、重陽節、婦女節和國慶節，都組織排演節目，參加街道、區或市里組織的各種舞蹈比賽；擁有一技之長的退休大媽們則發揮余熱，成為各社區居民議事廳的常客，給社區居民排憂解難。不難看出，在年輕人工作忙碌的情況下，熱心的廣場舞大媽儼然成為社區能力建設的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