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了我國風電產業的生產節奏，風電設備生產、項目建設無法按計劃交付和完工，行業面臨合同違約、資源浪費和投資下降的巨大風險。”

4個月前，為呼吁延期并網，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曾撰文表達了這樣的擔憂。如今，在搶裝疊加疫情的雙重影響下，合同違約危機已開始冒頭。

近期，風電整機企業浙江運達風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運達股份”，300772.SZ）公告披露，其涉及一項重大訴訟，而該起訴訟就與因延遲交付而導致的合同違約相關。目前，雖然訴訟以原告方的撤訴而告一段落，但由此暴露出的行業合同違約風險引發業內關注。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企業若沒能在合同規定期限內實現交付，很有可能面臨著高額的違約金賠付風險，這對于整個風電產業來說已經是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但更重要的是，若此類風險發生在項目總包方，很多時候并不是賠付金錢那么簡單，甚至面臨其本身信任和信譽度的喪失。”

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劇

“當前對于風電產業來說，面臨最大難題就是無法如期交付，而這種難題實際上是整個風電產業供給和需求矛盾的體現。”江瀚向記者如是表示。

根據《關于完善風電上網電價政策的通知》，2018年底前核準的陸上風電項目，若2020年底前未完成并網，國家不再補貼；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底前核準的陸上風電項目及2018年底前核準的海上風電項目，若無法在2021年底前完成并網，則無法享受當初的核準電價。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趕上最后的補貼“末班車”，風電下游開發商紛紛開始“搶電價、搶并網”。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運達股份所涉及訴訟中的原告方同樣面臨年底前并網的挑戰。

根據運達股份公告，2018年8月，清遠和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清遠和風”）與運達股份簽訂了《廣東清遠陽山雷公巖風電場風電主機及附屬設備采購合同》。在之后的履約過程中，清遠和風認為運達股份存在延遲交付、拒收承兌匯票及因風資源評估結果差異導致微觀選址錯誤等違約行為，對其提起訴訟，要求運達股份繼續交付設備并賠付其余損失7274.925萬元。

對此，運達股份方面表示，實際上自合同簽署至起訴日，其已向清遠和風交付16臺風電機組（共40臺），但清遠和風僅支付了16臺風電機組80%的貨款（含預付款、投料款及到貨款），并且在支付過程中存在延期行為。基于此，運達股份對清遠和風履約能力存疑，同時認為其施工進度較慢，已交付機組足以滿足施工進度要求，未達到合同約定的繼續供貨條件。

此后，該訴訟雖以清遠和風的撤訴告終，但由此暴露出產業鏈上的供需矛盾卻已成現階段風電行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業主方若要開發風電場，通常需要從項目策劃、論證、過會及招投標等各環節進行一系列的準備，在這過程中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此時若因為成本上升或施工延期等問題導致項目下馬，業主方損失慘重，因此即使招投標價格上浮40%都會咬牙搶訂單，”深圳中金華創基金董事長龔濤向記者分析，“但與此同時，整機商的情況卻不同。由于新訂單價格上浮明顯，利潤空間擴大，整機企業更偏向高價訂單，企業訂單量水漲船高。”

“但實際上整機商本身產能有限，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整機企業主動違約的概率加大。此時部分企業開始出現挑單現象，他們可能選擇拖著舊訂單不做甚至寧愿賠付違約金。”龔濤補充道。

更重要的是，進入2020年以后，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供應壓力本就繁重的產業鏈雪上加霜。

記者了解到，今年2月底開始，國內的整機制造企業雖已復工復產，但由于我國風電部分核心零部件仍依賴進口，隨著全球疫情的暴發，從2019年年底就開始緊張的上游零部件供應缺口更為明顯。

秦海巖曾表示，4月以來，由于意大利、德國、厄瓜多爾等主要原材料和部件產地實行防疫管控，巴沙木、聚氯乙烯等原材料以及主軸承、齒輪箱軸承、IGBT芯片等部件的進出口開始受限，預計影響會持續到今年第二甚至第三季度。

有業內人士表示，實際上行業內供應不足的“風暴”還未來臨。在搶裝行情下，整機企業提前補充的原材料庫存支撐了上半年的設備供應，今年下半年，產業鏈的供需矛盾或將進一步加劇。

違約風險或傳導至全產業鏈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風電行業的合同違約風險早已不局限于整機商與開發商之間。

“實際上，在當下的大環境中，基于合同相對性原則，整機制造企業與風電開發商之間，零部件制造企業與整機制造企業之間，都有出現買賣合同糾紛的可能性。關于責任劃分方面，則需按照法律規定、合同約定，結合案情等具體分析。”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博告訴記者。

龔濤則表示，在目前供求如此失衡的情況下，風險最大的其實是項目總包方。對于新裝機項目，他們需要考慮成本大幅攀升后業主方拋投或爛尾的問題，對于已經裝機未并網的項目更多考慮違約成本和融資成本的雙重壓力。

“總包方的風險點主要包括資金違約和工期違約。”龔濤認為，資金違約是由于總包方借錢有期限，例如他們通過股權投資基金募資，那么還本的期限將是2年，若因為疫情等原因超期，總包方將面臨違約賠付風險，銀行信貸也是如此；工期違約則是由于總包方并非業主方，后期不負責運營此風場，若總包方為業主方進行墊資開發，且雙方已約定好并網期限，此時一旦出現成本上升及延期并網，將可能面臨被業主方起訴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業主方也一樣面臨延期交付影響全年業績目標、成本上升造成預算超標、融資成本壓力增大等風險。”龔濤說道。

在此背景下，棘手的問題再次出現：若就此將項目擱置甚至取消，將引發產業鏈上下游連鎖反應，進一步導致連環合同違約；而若想化解這一問題，業內曾提出的部分項目轉平價的方案真正執行起來并不太現實，“轉平價其實就是等這一陣過去，價格降低再實施項目計劃。但在項目前期投入巨大，沉沒成本已經產生的情況下，原本的計劃一旦確定很難拖時間。再加上搶裝期整機企業產能滿負荷，計劃更改卻等不到排產，這樣時間一長甚至可能導致項目直接下馬，這是業主方不愿承受的。”龔濤告訴記者。

然而，至此問題仍未結束，進入2020年，本已矛盾重重、紛繁復雜的局面又遇上了疫情這一不穩定因素，使得問題的不確定性再次增加。

“如果出現不可抗力，那么合同雙方都不算違約。但是此時雙方要及時通知，盡量減少損失，如果出現任由事態發展，造成損失擴大的情況，仍需承擔法律責任。”一位法律人士向記者如是表示。

但孟博律師向記者強調，出現因疫情防控而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雖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但《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了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之一為‘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可見，不可抗力并非必然導致合同法定解除，若要以不可抗力為由行使法定解除權，需滿足‘致使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