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伏裝機連創新高。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到2017年底，全國光伏發電裝機達到1.3億千瓦，穩居全球第一。然而，包括光伏補貼在內的新能源補貼拖欠，近年來卻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為制約行業發展的首要問題之一。

近日，多位新能源企業兩會代表、委員發聲，呼吁加大補貼力度，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從當前的1.9分提升至3分錢。

可再生能源附加由1.9分提高到3分錢，能實現嗎

在通威集團召開的兩會媒體溝通會上，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在談到可再生能源附加時這樣比喻道，“一個母親在女兒五歲的時候買了條裙子給她，直到13歲還讓她穿，穿不了還責怪她長得太快了。”

目前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已發至第六批，涵蓋至2015年2月底前并網的電站。自2015年3月以后并網的光伏和風電等可再生能源項目還未被納入到國家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內。有數據測算，2017年新能源補貼需求約1200億元，按照目前每千瓦時1.9分的征收標準，可再生能源附加費收入約690億，預計缺口510億元。加上此前累計到2016年底的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將近600億，所以2017年底補貼總缺口1110億元。

為此全國人大代表、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建議，將可再生能源附加由現在的1.9分錢提高到3分錢左右，以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困局。

他提到，不少人爭議風電、光伏的裝機規模過大，導致補貼過多，并認為這種想法是有偏見的。“可再生能源補貼不是補給了可再生能源企業，而是環境成本”。

同樣地，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工商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也在提案中建議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由目前0.019元/千瓦時上調至0.03元/千瓦時，并保證全部電量足額征收。今年“兩會”，南存輝帶來了7份有關光伏的提案，除了針對破解光伏發電補貼拖欠問題，他也呼吁國家深化分布式發電市場化交易試點工作、關于建立戶用光伏標準、深化儲能產業支持政策、完善綠證交易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等。

指標管控思路與市場化交易機制相悖

不過，在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會主席劉漢元看來，近十年來，光伏發電成本已下降了90%，全面實現平價上網的曙光已經出現，補貼并不會無限擴大。

清華大學能源互聯網創新研究院報告顯示，中國光伏發電更大規模應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實現平價上網、不再需要補貼，此前已建成項目的補貼將在2022年至2025年間達到峰值，補貼金額在1000億元至1750億元之間。

然而，當前中國光伏產業尚實行指標控制發電規模的管制思路，與此同時，目前也有觀點提出希望將分布式光伏一并納入指標管控范圍。劉漢元認為，當前通過指標控制光伏發電規模的管制思路，既不符合也不利于市場化條件下產業的健康發展。他表示，產業適度規模化發展，促使設備、技術的不斷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斷降低的關鍵因素，無論集中式還是分布式都應在條件具備時停止指標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成本下降速度將大大減緩。

為此他建議，讓光伏產業在市場化機制下發展，摒棄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的管理思路，同時，通過市場化機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決光伏補貼資金問題。

曹仁賢則表示，可再生能源的補貼不足和裝機規模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應用規模的持續擴大，成本就難以下降，而隨著裝機規模的擴大，成本也將逐步降低，補貼也會隨之退坡。因此他呼吁加快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速度，不斷擴大清潔能源的裝機規模，從而推動發電成本的進一步下降，讓清潔能源的使用規模盡快提升上來。“現在的補貼就是為了‘不補貼時代’能早點到來”，曹仁賢說。

稅費負擔過重 應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

此外，劉漢元還提到，當前，中國光伏產業從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電池片、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產，再到下游的光伏發電，都被全額征收各種稅費，主要包括：25%的企業所得稅、17%的增值稅及其附加，還有海域使用費、土地使用稅、印花稅、房產稅等超過20種其他稅費，就連國家補貼的發電收入都還要全部繳納增值稅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如再考慮社保因素，稅費將更加驚人。

他提到，僅從光伏發電端看，每度電的稅費已經達到1毛7分到2毛3分。“事實上，各類稅費成本居高不下已成為了影響光伏產業健康發展，影響其比較優勢形成，導致光伏發電需要補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劉漢元對記者說。

另一方面，他認為目前“五險一金”繳費高企，也是企業稅費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保費率超過40%，其中10個為歐洲福利國家，另外一個就是我國”，劉漢元表示，過高的企業稅負和社保費率已經讓企業倍感壓力,而繳費基數的剛性增長帶來的用人成本攀升，更是給企業的發展雪上加霜。

為此他建議，科學調整繳費標準，降低社保繳納比例，同時，增加各級財政中的社會保障支出，直接劃轉國有資本經營利潤的一部分充實社保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