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中國乃至世界對于“新能源”的定義比較含混,范圍不夠清晰,人們對于“新能源”的認識存在著一些爭議,一些觀點趨向過于狹義化。所謂“新能源”,確實包涵著狹義化和廣義化的兩個層面的定義,關鍵是“新”字的界定對象,這個“新”字是想區別于傳統的“舊”能源利用方式及能源系統,還是想表述這僅僅是一個新的能源技術?我們認為這個“新”不僅區別于工業化時代的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利用形態,而且區別于舊式的只強調轉換端效率,不注重能源需求側的綜合利用效率;只強調企業自身經濟效益,不注重資源、環境代價的舊的傳統能源利用思維模式。
目前對于新能源的狹義化定義,主要是將新能源局限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之中。客觀的說,僅僅談可再生能源,而不強調“新”與“舊”的本質區別,將會嚴重束縛我們的創造性和新能源自身的健康發展。嚴格地講,可再生能源不是新的能源利用形式,在人類進入工業革命以前是沒有大規模利用化石能源的。自我們的祖先開始利用火之后,數十萬年以來,可再生能源一直支撐著人類的文明進程。它是最古老的能源利用方式,只是今天當人類無法承受工業化大規模利用化石能源所帶來的環境和資源的巨額代價時,我們才重新賦予可再生能源以“新”的含義,它的新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在今天對于環境和資源的新的意義。它是一系列新技術;也是一系列新思維、新觀念、新哲學;更是新市場、新機制和新交易。最近,中國企業投資協會、高盛高華公司董事長方風雷提出:“新能源,新文化”,將開發、利用新能源與人類的文明進程相聯系,從文化層面重新審視新能源的涵義。然而,對于環境和資源具有新意義的能源利用方式不僅僅局限在可再生能源技術。 要搞清什么是新能源,就需要搞清什么是傳統的能源利用形式,特別是工業化時代的能源利用特點。由于技術的發展,對能流密度和能量強度的需求日益提高,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城市化建設都對能源系統規模化的要求日益強化。應對更強的能流密度需求,只得建造更大能流密度的能源供應系統來保障供需。 為了不斷滿足日益增強的能源需求,工業時代的基本法則是“規模效益”,生產形態同時強調社會分工的細化。在細化分工之后,要想提高能源的轉換效率,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因為所有的效率評價體系僅僅基于單一產品的轉換端,而不是從能源利用的終端進行綜合評價和系統綜合優化。這種傳統的能源生產利用形態,必然導致企業不斷擴大能源轉換裝置的規模,不斷加大能源輸送系統的規模,也不斷大量消耗和浪費能流密度高的資源,同時造成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在電力方面的主要表現是:“大電網、大電廠、特高壓”;在熱力行業是追求:大型熱力廠、大型管網系統等等。 傳統能源生產利用形態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是終端能源利用效率無法提高,轉換系統加大,輸送能源的電網、熱網、鐵路、管網等都要加大,中間損失自然會增加;其次是必須大規模利用資源,一方面造成小規模的資源被忽略或浪費,另一方面被資源的規模所局限,造成可利用資源的供應出現瓶頸;其三是由于效率無法提高,導致環境污染加劇。特別是集中排放二氧化硫造成酸雨問題和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導致全球變暖。全球溫度升高,海平面上升,造成極端氣候變化頻發,不是酷暑就是嚴寒,又進一步加大了能源的消耗,整個能源系統和生態系統同時陷入惡性循環;其四是安全問題,大電網和超高壓輸電為供電安全帶來了極大的隱患,造成大面積停電事故頻發等問題,脆弱的電網成為恐怖分子和敵對勢力要挾的把柄,成為懸在現代文明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再則,這種規模化的能源大生產格局,無法調動社會和民眾的積極性來參與節約和優化系統能源,使能源的經營者成為孤家寡人和眾矢之的。因此,人類需要在能源問題上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需要有多種新的能源轉換和利用形態,建立多源新的能源供應體系,創造多維的能源交易機制來解決人類文明的動力問題,減少污染排放,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廣義新能源”。 將新能源狹義化而桎梏在可再生能源的狹小區間,是對新能源的曲解,其中也反映了傳統能源經營者對于新興能源形態可能構成的挑戰的擔憂。將新能源狹義化可以使新能源無法達到整合目的,難以形成協同效應,永遠只能成為傳統能源形式的“補充”,也就不可能對傳統能源經營者的利益格局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威脅,能夠確保他們既得利益的長期穩定和不斷增值。 然而,“長江后浪推前浪”是歷史的規律,新的技術必然要替代落后的生產方式,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蒸氣機代替牛馬,內燃機代替蒸氣機,新的能源體系和由新技術支撐的能源利用方式、以及新的能源利用理念最終會替代傳統的能源利用機制。所以,新能源的關鍵是針對傳統能源利用方式的先進性和替代性。嚴格的說能夠實現溫室氣體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