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表示要“制止太陽能、風電產業盲目擴張”之時,全國政協委員孫丹萍感覺頗為意外,卻也又在情理之中。
“去年光伏發電標桿電價的出臺,使得在青海等西部地區建設大型光伏電站成為較好的投資行為。但是西部地區電網薄弱,項目建成了電卻很難輸送出去。”孫丹萍表示。
作為廣東省電力開發公司副總經理,孫丹萍一直在試圖探索在廣東工業園區大面積建太陽能屋頂的商業模式。
“廣東的太陽能資源雖然不是最好和最強的,但是日照時間卻很長,即使在11、12月份也不錯。”孫丹萍說,“同時廣東是缺電省份,工業電價價高,工業用戶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據了解,從2009年獲得首個國家金太陽項目開始,廣東省電力開發公司目前已經在廣州大學城、南沙開發區等大專院校和工業園區的屋頂上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但孫丹萍坦言,相對于西部大型電站,在東南部地區建設光伏屋頂項目的投資成本更高,而在不論光資源如何上網電價都一樣的前提下,華東、華南項目的投資吸引力有限。
“光伏發電是一種最佳的分布式能源系統,金太陽工程倡導的合同能源管理及‘用戶自用、余量上網’的商業模式如果能完全得到電網公司的支持,那么光伏發電項目就能在市場機制驅動下健康發展。”孫丹萍說。
不過,這又牽扯出另一個難題,“電網公司沒有動力去支持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因此‘并網難’成為其發展的主要障礙。”孫丹萍表示。
南方屋頂項目收益率或為負
光伏上網電價應該是動態的、分區域的。
記者:今年光伏上網電價是1元/度,這樣的價格下在廣東建設項目的收益率如何?
孫丹萍:廣東的土地資源比較寶貴,所以太陽能板都是鋪設在屋頂上。
目前屋頂光伏發電系統的單位投資約是12000元/千瓦,地面光伏發電系統(不考慮用地成本)的單位投資在10000元/千瓦左右。今年光伏發電項目全國統一的標桿上網電價是每千瓦時1元。按此電價測算,在日照時間達到1500小時以上的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區,光伏發電項目已具備一定的投資價值。而華東、華南等能源資源匱乏地區日照時間在1000小時左右,投資收益率甚至是負的。
我們現在也在建議發改委借鑒風電標桿電價,制定按不同區域不同資源和環境容量實行不同上網電價的政策。超出全國統一光伏發電上網電價的部分,由各地通過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解決。同時,電價也可以根據組件造價的降低而下調,光伏上網電價應該是動態的、分區域的,這樣才能夠真正讓太陽能得到市場化的推廣應用。
記者:因為南方的電網配套更好,很多風電發開商都選擇更多的到南方去建設風電場,電網優勢會不會讓南方的太陽能項目也受到更多的追捧?
孫丹萍:南方項目在并網上要比西北地區容易一些,但是我們也希望電網公司能夠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并網程序,盡快制定光伏發電電網接入技術標準和管理制度,及時為項目單位提供并網服務。同時,大力推廣合同能源管理及“用戶自用、余量上網”的商業模式。
“并網難”根源仍在電力體制
北京南站、浦東機場、長沙機場、廣州大學城等,都存在并網難題。
記者:很多專家認為光伏發電可作為分布式能源系統來發展,去年10月四部委也聯合發布了《關于發展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的指導意見》,這會不會帶動光伏產業的發展?
孫丹萍:分布式能源因為受“并網難”的制約明顯,目前并沒有真正發展起來。
受電力產業政策約束,一個法人建設的項目只能自發自用,不能向周邊其他法人出售多余電力。我國分布式能源起步較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安裝地點多為火車站、機場、大型公共建筑等,主要采用“不并網”或“并網不上網”的方式運行,大多項目存在并網困難。
以大型綜合商業區和工業技術開發區分布能源項目為例,此類項目產出的冷、熱和蒸汽可在整個園區銷售,而電力卻不能。目前已投產的分布式能源項目,如北京南站、浦東機場、長沙機場、廣州大學城等,都存在上述并網難題,使得上述項目只是作為中央空調孤網運行,所需電力仍然需要外部電網提供,無法實現直供電。
記者:“并網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孫丹萍:“并網難”的深層原因是發電與賣電雙方的利益分配問題。電網公司主要利潤點不是居民用電,而是商業用電,特別是峰電時段的商業用電。而分布式能源系統的設計初衷是在電價最高的時候自己發電,電價最低的時候上網買電。
以上海浦東機場分布式能源站為例,該項目利用電價差,白天0.7元/千瓦時的電價時自己發電,夜里0.2元/千瓦時電價時停機買電,基本上可以實現平均每度電0.6元/千瓦時外加制冷制熱的預想。當大多數商業用戶的分布式能源系統,都照著最佳經濟方案運行,電網公司的利益必將受到較大的損害。
其次,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在技術上也遇到障礙,主要是目前我國的智能電網發展與分布式能源發展不相匹配。我國智能電網的發展方向放在了輸電側,強調特高壓架構下堅強的智能電網,而不是多種方式電源接入的配電側。
記者:新能源在國外多是以分布式能源系統發展的,他們是如何解決并網問題的?對于中國是否具有借鑒意義?
孫丹萍:以北歐為例,在北歐的電力交易體制中,發電、輸電、配電是拆開的。發電與配電分別由民營公司運營,這保證了消費者的選擇權;輸電由隸屬于國家能源局的國家電網公司負責,該公司處于壟斷地位,但屬于非盈利機構。
在整個交易鏈條中,國家電網公司是一個公共事業單位,不以盈利為目的,其職責是保證消費者用上最便宜的電。在這個交易體制中,消費者付錢給地方電力公司,地方電力公司和電廠付錢給電網,電力公司也可以繞過電網,直接通過電廠買電。
我國也可以允許電網收取過網費,用電方與電廠可以根據市場互相議價,只付過網費給電網,那么無論分布式電源電價如何,只要有人愿意買,電網就有利可圖,并網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或者分布式能源的投資建設可以通過與電網組建合資公司的形式,共享投資收益,從而調動電網的積極性,促進分布式能源的發展。以日本為例,東京電力公司與東京瓦斯公司就是通過合資,在分布式能源方面開展了緊密合作,在東京新宿區熱電冷聯產中心。
工業園區的光伏屋頂可期
平均每個開發區面積都在幾十平方公里,可安裝光伏發電規模約在100兆瓦。
記者:您們是否有過相關統計,光伏屋頂項目市場總量是多大?如果所建項目都能實現并網,可以多大程度地緩解南方缺電的問題?
孫丹萍:據統計,我國有100多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平均每個開發區面積都在幾十平方公里,可安裝光伏發電規模約在100兆瓦,這樣僅國家級開發區就可以實現1000萬千瓦裝機。加上數百個省級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可裝機規模就更大。
不過,并不是每棟工業廠房都能建設太陽能發電項目的,我們要先調查屋頂的面積和承壓能力是不是適合做光伏發電項目。還有建成以后電力是不是能夠就地消耗,如果用戶的用電量與發電的負荷曲線不一致,可能也不是很適合建項目。
記者:與化石能源和其他清潔能源發電相比,光伏發電的價格還是比較高,它是不是具有較好的用戶接受度?
孫丹萍:因為我們的重點是廣東的市場,廣東的工業用戶對光伏發電還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廣東現在的工業用電是分峰谷電價,峰值電價大概是1.13元/度,谷值大概在0.87元/度,當然不同的地區還有差異。
但現在建設太陽能屋頂項目也還是有難度。屋頂光伏發電應用屬于清潔能源項目、建設周期較短且基本不占用土地資源,與用地規劃無沖突,但是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光伏項目管理辦法,各省市在項目審批方面差別較大。建議相關主管部門進一步簡化項目核準或審批程序,簡化規劃及用地方面的審批程序,促進項目的建設速度。
“去年光伏發電標桿電價的出臺,使得在青海等西部地區建設大型光伏電站成為較好的投資行為。但是西部地區電網薄弱,項目建成了電卻很難輸送出去。”孫丹萍表示。
作為廣東省電力開發公司副總經理,孫丹萍一直在試圖探索在廣東工業園區大面積建太陽能屋頂的商業模式。
“廣東的太陽能資源雖然不是最好和最強的,但是日照時間卻很長,即使在11、12月份也不錯。”孫丹萍說,“同時廣東是缺電省份,工業電價價高,工業用戶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據了解,從2009年獲得首個國家金太陽項目開始,廣東省電力開發公司目前已經在廣州大學城、南沙開發區等大專院校和工業園區的屋頂上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但孫丹萍坦言,相對于西部大型電站,在東南部地區建設光伏屋頂項目的投資成本更高,而在不論光資源如何上網電價都一樣的前提下,華東、華南項目的投資吸引力有限。
“光伏發電是一種最佳的分布式能源系統,金太陽工程倡導的合同能源管理及‘用戶自用、余量上網’的商業模式如果能完全得到電網公司的支持,那么光伏發電項目就能在市場機制驅動下健康發展。”孫丹萍說。
不過,這又牽扯出另一個難題,“電網公司沒有動力去支持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因此‘并網難’成為其發展的主要障礙。”孫丹萍表示。
南方屋頂項目收益率或為負
光伏上網電價應該是動態的、分區域的。
記者:今年光伏上網電價是1元/度,這樣的價格下在廣東建設項目的收益率如何?
孫丹萍:廣東的土地資源比較寶貴,所以太陽能板都是鋪設在屋頂上。
目前屋頂光伏發電系統的單位投資約是12000元/千瓦,地面光伏發電系統(不考慮用地成本)的單位投資在10000元/千瓦左右。今年光伏發電項目全國統一的標桿上網電價是每千瓦時1元。按此電價測算,在日照時間達到1500小時以上的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區,光伏發電項目已具備一定的投資價值。而華東、華南等能源資源匱乏地區日照時間在1000小時左右,投資收益率甚至是負的。
我們現在也在建議發改委借鑒風電標桿電價,制定按不同區域不同資源和環境容量實行不同上網電價的政策。超出全國統一光伏發電上網電價的部分,由各地通過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解決。同時,電價也可以根據組件造價的降低而下調,光伏上網電價應該是動態的、分區域的,這樣才能夠真正讓太陽能得到市場化的推廣應用。
記者:因為南方的電網配套更好,很多風電發開商都選擇更多的到南方去建設風電場,電網優勢會不會讓南方的太陽能項目也受到更多的追捧?
孫丹萍:南方項目在并網上要比西北地區容易一些,但是我們也希望電網公司能夠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并網程序,盡快制定光伏發電電網接入技術標準和管理制度,及時為項目單位提供并網服務。同時,大力推廣合同能源管理及“用戶自用、余量上網”的商業模式。
“并網難”根源仍在電力體制
北京南站、浦東機場、長沙機場、廣州大學城等,都存在并網難題。
記者:很多專家認為光伏發電可作為分布式能源系統來發展,去年10月四部委也聯合發布了《關于發展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的指導意見》,這會不會帶動光伏產業的發展?
孫丹萍:分布式能源因為受“并網難”的制約明顯,目前并沒有真正發展起來。
受電力產業政策約束,一個法人建設的項目只能自發自用,不能向周邊其他法人出售多余電力。我國分布式能源起步較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安裝地點多為火車站、機場、大型公共建筑等,主要采用“不并網”或“并網不上網”的方式運行,大多項目存在并網困難。
以大型綜合商業區和工業技術開發區分布能源項目為例,此類項目產出的冷、熱和蒸汽可在整個園區銷售,而電力卻不能。目前已投產的分布式能源項目,如北京南站、浦東機場、長沙機場、廣州大學城等,都存在上述并網難題,使得上述項目只是作為中央空調孤網運行,所需電力仍然需要外部電網提供,無法實現直供電。
記者:“并網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孫丹萍:“并網難”的深層原因是發電與賣電雙方的利益分配問題。電網公司主要利潤點不是居民用電,而是商業用電,特別是峰電時段的商業用電。而分布式能源系統的設計初衷是在電價最高的時候自己發電,電價最低的時候上網買電。
以上海浦東機場分布式能源站為例,該項目利用電價差,白天0.7元/千瓦時的電價時自己發電,夜里0.2元/千瓦時電價時停機買電,基本上可以實現平均每度電0.6元/千瓦時外加制冷制熱的預想。當大多數商業用戶的分布式能源系統,都照著最佳經濟方案運行,電網公司的利益必將受到較大的損害。
其次,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在技術上也遇到障礙,主要是目前我國的智能電網發展與分布式能源發展不相匹配。我國智能電網的發展方向放在了輸電側,強調特高壓架構下堅強的智能電網,而不是多種方式電源接入的配電側。
記者:新能源在國外多是以分布式能源系統發展的,他們是如何解決并網問題的?對于中國是否具有借鑒意義?
孫丹萍:以北歐為例,在北歐的電力交易體制中,發電、輸電、配電是拆開的。發電與配電分別由民營公司運營,這保證了消費者的選擇權;輸電由隸屬于國家能源局的國家電網公司負責,該公司處于壟斷地位,但屬于非盈利機構。
在整個交易鏈條中,國家電網公司是一個公共事業單位,不以盈利為目的,其職責是保證消費者用上最便宜的電。在這個交易體制中,消費者付錢給地方電力公司,地方電力公司和電廠付錢給電網,電力公司也可以繞過電網,直接通過電廠買電。
我國也可以允許電網收取過網費,用電方與電廠可以根據市場互相議價,只付過網費給電網,那么無論分布式電源電價如何,只要有人愿意買,電網就有利可圖,并網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或者分布式能源的投資建設可以通過與電網組建合資公司的形式,共享投資收益,從而調動電網的積極性,促進分布式能源的發展。以日本為例,東京電力公司與東京瓦斯公司就是通過合資,在分布式能源方面開展了緊密合作,在東京新宿區熱電冷聯產中心。
工業園區的光伏屋頂可期
平均每個開發區面積都在幾十平方公里,可安裝光伏發電規模約在100兆瓦。
記者:您們是否有過相關統計,光伏屋頂項目市場總量是多大?如果所建項目都能實現并網,可以多大程度地緩解南方缺電的問題?
孫丹萍:據統計,我國有100多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平均每個開發區面積都在幾十平方公里,可安裝光伏發電規模約在100兆瓦,這樣僅國家級開發區就可以實現1000萬千瓦裝機。加上數百個省級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可裝機規模就更大。
不過,并不是每棟工業廠房都能建設太陽能發電項目的,我們要先調查屋頂的面積和承壓能力是不是適合做光伏發電項目。還有建成以后電力是不是能夠就地消耗,如果用戶的用電量與發電的負荷曲線不一致,可能也不是很適合建項目。
記者:與化石能源和其他清潔能源發電相比,光伏發電的價格還是比較高,它是不是具有較好的用戶接受度?
孫丹萍:因為我們的重點是廣東的市場,廣東的工業用戶對光伏發電還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廣東現在的工業用電是分峰谷電價,峰值電價大概是1.13元/度,谷值大概在0.87元/度,當然不同的地區還有差異。
但現在建設太陽能屋頂項目也還是有難度。屋頂光伏發電應用屬于清潔能源項目、建設周期較短且基本不占用土地資源,與用地規劃無沖突,但是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光伏項目管理辦法,各省市在項目審批方面差別較大。建議相關主管部門進一步簡化項目核準或審批程序,簡化規劃及用地方面的審批程序,促進項目的建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