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美國財長顧問 史蒂文•拉特納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1977年4月，作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一名年輕能源記者，我曾目睹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將能源問題列為“道義戰爭”(moral equivalent of war)，并提出一個限制使用昂貴石油（每桶15美元！）的遠大計劃。如今，歷經5位總統之后，油價已穩居每桶100美元上方，但美國仍缺乏類似于全面能源戰略的政策。

因此，隨著油價危險地接近空前高位，能源再次成為全美的焦點和2012年總統大選的核心議題。共和黨和民主黨發出的政治抨擊充滿諷刺：共和黨指責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未能阻止油價上漲。奧巴馬則正確地做出了回應：短期價格走勢反映的是全球因素，不易控制。

但4年前，當油價達到每加侖4.11美元的創紀錄水平時，他曾抨擊共和黨犯下了同樣的錯誤，而共和黨的反擊與他如今做出的回答一模一樣。

這種論調缺少一種基本理解，即美國（以及任何國家）對于以石油為基礎的能源成本能做什么——即使是在數年的時間內。答案是：什么也做不了。石油是一種全球性大宗商品，全球日產量和消費量約為8700萬桶。其中，美國所占份額不到25%，約為每日1900萬桶。同樣重要的是，由于產量增加、節能力度加大以及經濟乏力，目前這個數字低于2005年的每日約2100萬桶。而同時，全球消費量在增加。

美國本可以生產更多石油（像共和黨所希望的那樣）、增加太陽能等替代能源的開發（像民主黨所強調的那樣）以及加大節能力度（像所有人表示他們希望的那樣），而使成品油價格不發生明顯改變。

同樣地，美國當前有關Keystone XL石油管道的辯論也沒有切中要害，這條管道將把來自加拿大含油砂地區的原油輸往美國的中心地區。

盡管批準一條對環境更為敏感的管道將帶來受人歡迎的投資和就業，但Keystone不會像一些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降低油價，也不會改善能源安全。不管有沒有Keystone，這些石油都將被生產出來，并進入全球市場。

然而，隨著需求上升、有限產能和與伊朗的緊張局勢推升全球油價，所有石油進口國都應實施合理措施，限制對石油產品的需求。每一桶進口的石油都意味著向石油出口國輸送金錢，這將耗盡石油消費國的財富。

對于美國人而言，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討論（更不要說支持）稅收——它是實現提高能效和降低消費這一雙重目標的最強大、最有效的方法。幾十年來，歐洲國家一直用嚴格的消費稅限制汽油消費。例如，英國征收的汽油稅為每加侖約4美元，幾乎是美國的10倍。美國的汽油消費占其原油總消費的一半左右，美國可以仿效英國的做法，同時將增加的稅收返還給消費者。

但在美國，哪怕是在最微弱的程度上提到提高這些稅收，都無異于一種政治自殺。（2008年，兩位有望當選總統的人（顯然不包括奧巴馬）甚至建議暫時取消現行稅收，以控制不斷飆升的油價。）

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一直依賴監管來提高汽車能效。監管措施就是實施企業平均燃油經濟性標準(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s)。

隨著油價上漲，盡管這些標準成功地將美國汽車的平均燃油效率從上世紀70年代初的每加侖13英里提高到現在的27英里，但它們無助于控制美國人的駕車傾向。美國人每年的駕車里程平均為1.2萬英里，英國人為8500英里左右。依靠監管而非市場力量造成了通常的實施難的問題，同時將額外的合規成本加在汽車制造商（當然，它們無法投票）身上。對于實現能源目標，依靠市場力量是一種理想方式，除此以外，對于生產石油還是節能、傳統能源還是替代能源的無數問題，答案很簡單：這些我們都需要，包括核能。

回顧過去，卡特的能源政策——曾迅速遭到媒體的嘲笑——似乎天真得無可救藥，而它談到了降低石油消費、使用太陽能和制造電動汽車。對于美國而言，問題在于，在大選之年的種種愚蠢行為結束之后，美國是否終于準備繼續這項政策。

本文作者是前美國財長顧問

譯者/梁艷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