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發展，中國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闊步前行，成就無愧歷史；十年改革，中國在矛盾凸顯的“深水區”攻堅克難，尋求新的突破。

改革推動發展，發展促進改革。二者有機互動，交匯成新時期最強勁的時代主旋律。

“中國奇跡”背后的秘密：改革為“中國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發展的難點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哪里。

金秋時節，55歲的譚業君坐在自家炕頭，樂呵呵地翻看著幾本略顯發黃的賬本。

這位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種糧大戶，從2000年開始記錄家庭全部收支情況。12年的記錄，見證了一個東北農戶的增收路。

“以前是負數，取消農業稅后日子就好過了，再也沒出現過負數，去年收支相抵節余46158元。”今昔對比，這位老農臉上堆滿憨笑，“原來要往外拿錢交皇糧國稅，現在國家每年補貼2170元。”　

取消農業稅，標志著中國施行2600多年的農業稅賦體制的終結。

鐵犁破土，春雨潤物。

過去十年發生在農村大地上的“千年之變”，又何止一件？孩子上學免學費，醫院看病可報銷，養老有了社會保險……

改革的突破口為什么再次選擇農村？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解釋：新世紀之初，我國農民負擔過重，農村社會沖突加劇，城鄉差距持續拉大，拖了中國發展的后腿。

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廣大農民怎能缺席？

新一輪農村改革，充分體現了新時期中國改革的一個突出變化——從過去主要體現為自下而上、單項為主的探索性改革，過渡為頂層設計、綜合配套的自主性改革。

駛入“深水區”的改革航船，一直在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清醒的危機意識中破浪前行……

十年經濟改革，“科學發展”成為鮮明主線。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為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

煤炭大省山西，曾憑借資源優勢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但在新形勢下，“帶血的煤”給山西發展亮起“紅燈”。重壓之下，山西痛下決心，寧愿忍受一段時間的“負增長”，也要摒棄“污染的GDP”。

“無論是歷史的教訓，還是現實之需，我們都必須改變黑色發展，尋求改革轉型，從‘快字當頭'轉向‘好字優先'。”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說。

山西陣痛背后，揭示了一個現實邏輯：矛盾倒逼改革，改革推動發展，發展促進穩定。

對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說，正是依靠這一良性循環鏈，中國不斷創造奇跡。

十年社會改革，“民生優先”成為最大亮點。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此后，以改善民生、分享成果為主線的社會改革和建設，迅速成為中國的主體性改革。

編織關乎13億人的社會保障網，被稱為“世界性難題”。隨著改革提速和投入增加，短短幾年，我國社會保障網絡覆蓋面從國有企業擴大到各類用人單位、從城鎮擴大到農村、從單位擴大到城鄉居民。醫療、住房、教育等民生領域的改革也全面推進，不斷刷新歷史紀錄。

十年文化改革，“提升軟實力”成為重要目標。

2003年以來，中國提出“文化強國”，并第一次以中央全會決定的方式作出部署，文化體制改革邁出歷史性步伐。“十一五”期間，我國核心文化產品出口總額為560.9億美元，同比增長100%。

這組數據的背后隱含了一個國家的十年奇跡：GDP年均增長10.7%，遠高于世界經濟年均3.9%的增速；經濟總量連續跨越新臺階，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135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邁進“中等收入”國家門檻。

“攻堅克難”背后的思考：科學發展對“中國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變化舉世矚目，矛盾和困難極具挑戰性。

國際金融危機將新生的光伏產業送入嚴冬，“市場沒有了，市長不見了，唯一能見到的是銀行催債的。”胡福林感覺這一切變化仿佛發生在一夜之間。

作為溫州民營企業的標桿性人物，面對突然而至的資金鏈斷裂，被懊惱、自責、無奈折磨了一夜之后，胡福林選擇關掉手機、出國。這一走，網上關于“眼鏡大王‘跑路'”的新聞鋪天蓋地。

幾年前，光伏產業被確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許多地方政府將其當作支柱產業一哄而上。

胡福林回憶：“當初，我出去考察投資環境，不少地方市長親自接待，要給我‘零地價'、遷廠補貼等優惠政策，銀行也是一撥撥主動上門推貸，頭腦一熱，就投入6億元。原本想進入電力行業，沒想到我們民營企業還是進不去。”

胡福林的經歷折射出現階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層困境：壟斷行業門檻過高、政府定位不清、民營企業融資難……

這些問題，常常被喻為改革“難啃的骨頭”，被看成“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實現科學發展必須跨越的障礙。

理性看待難題，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不能逾越發展階段。

——一些難題的產生，正是因為改革還不到位、不徹底。

天剛破曉，北京兒童醫院門前就有人排隊等待掛號。不一會兒工夫，彎彎曲曲的隊伍排到了300米開外。一旁做早點的師傅告訴記者，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

醫療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資源，改變“大醫院人滿為患、小社區門可羅雀”的現狀。顯然，要真正實現“小病到社區、大病到醫院”的目標，改革的路還很長。

——一些難題的存在，是因為政府轉型尚未完成。

一些政府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行政許可法為例，一些部門不叫“審批制”了，改成“核準制”，其實本質沒變。

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關系不理順，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勢必阻力重重。

——一些難題的出現，是因為發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樂于強化發展而淡化改革，因為發展很風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風險；但是，沒有改革，哪來發展？”高尚全說，發展經濟變成“招商至上”、城市化變成“樓市化”、謀求“土地財政”公然挑戰樓市調控政策……這都是扭曲的發展觀。

理性面對難題，盲目輕視不可取，消極畏難更不行。

我們必須看到：這些難題的產生有其客觀性、階段性和必然性。　

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變，社會主要矛盾也沒有變。中國要用幾十年化解西方幾百年遇到的難題，必然是傳統的痼疾、時代的痛楚疊加交織的過程。

我們必須清楚：在科學發展新階段，改革難題始終繞不開躲不過，迎難而上是唯一的選擇。

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中國目前面臨改革與危機賽跑的嚴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產品”，但不改革的風險更大。改革不只是揚湯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我們必須堅信：只要踏踏實實踐行科學發展觀，難題必將逐一破解。

對于改革遇到的難題，各方眾說紛紜。有爭論，甚至也有質疑。“有爭議甚至質疑并非壞事，問題一旦被正視并形成共識，就會變成催生變革的強大動力。”高尚全說。

“凝聚共識”背后的期待：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

8月的最后一天，胡兵等來一個好消息：國家出臺意見，要求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爭議多年的異地高考改革即將啟動。

10年前胡兵從安徽來北京經營石材生意，兩個孩子也隨他來北京上學，如今即將參加高考。

胡兵滿懷期待：“在北京打拼10年，年年交稅，孩子應該符合在這里參加高考的條件。”

與此同時，不少市民開始擔憂：如果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子女都在北京參加高考，會不會影響自己的孩子升學呢？他們同樣關注著即將出臺的“北京政策”。

歸根到底，“深水區”改革是利益博弈。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分析，與改革初期“單兵突進”的普惠式改革相比，現在改革面臨的阻力要大得多，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往往觸及深層利益調整。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認為，任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第一個前提是取得共識，中國當前的改革尤其如此。

在改革開放進行了30多年之后，“改革共識”再次成為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命題，擺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

凝聚共識——創新精神不能缺失。

“2013年起，凡擬新提拔為副科級以上干部，一律須先接受審計調查，并向公眾公開家庭財產等信息；2014年起，新招公務員一律實行聘任制……”最近廣東醞釀的順德區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綜合改革規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科研部主任劉靖北教授認為，順德的改革思路是對領導干部改革創新精神和勇氣的挑戰和考驗。改革疲勞癥、麻痹癥、畏難情緒不根除，向前推進必然步履蹣跚。

“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是黨中央基于現實的召喚，又何嘗不是歷史的回聲？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0多種在歷史上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無一例外：不是他殺，而是自殺。原因很簡單：它們失去了改革的勇氣和創新的活力，最終被歷史淘汰出局。

凝聚共識——改革動力需要強化。

深化改革，必須調動和整合全社會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強大合力。這就要求將頂層設計與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有機結合起來，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這兩股改革動力融為一體。

凝聚共識——重點領域亟待突破。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改革攻堅，難在對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改革本來是要取消部門不合理利益，結果現在有一些立法，往往是以對口部門來牽頭，反而變成了對部門不合理利益的強化與合法化。”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能不能突破，既考驗勇氣，也考驗智慧。

凝聚共識——中國特色必須鮮明。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實現過十幾億人的現代化，中國改革絕不意味著簡單地照搬西方體制。

須臾懈怠，可能坐失良機；半點停頓，或將前功盡棄。發展的目標生動而清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了我們的目標如期實現，改革必須永不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