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有不少官僚陋習和腐敗現象,但在促進經濟建設方面一直不遺余力。政府對本地支柱企業、明星企業往往給予特殊的便利和福利。無錫尚德創始人施正榮對此應該很有體會。
尚德創立之初,無錫政府說服當地國企出資入股(施正榮主要以專利入股);尚德壯大起來需要上市,政府又要求國企退出,讓尚德成為“企業家的企業”,也造就了一個澳大利亞國籍的“中國首富”。從越來越多披露出來的情況看,近年施正榮的一大興趣轉向利用對尚德的控制權,利用利益輸送,謀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全體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更遑論“利益相關者總體利益的最大化”。
追逐“控制權回報”,漠視股東整體利益和債權人權益,是公司治理中常見的敗德行為,不足為奇。但像施正榮這樣,寧可尚德死,一毛也不拔(不愿以個人資產做擔保,換取債權銀行對尚德救助),其自私狹隘委實讓人費解。筆者相信他是個“經濟人”,一毛不拔的原因是理性的,因為尚德窟窿太大了,子子孫孫都填不上,只能擺出“尚德與我個人何干”的死硬姿態。
施正榮何以造出如此大的窟窿?除了市場客觀原因和自身素質原因,還有一個要因,就是各級政府對他的支持過于慷慨,成為他急速擴張的誘致因素。從土地到資金到補貼,還有各種榮譽和減免退稅政策(尚德過去5年出口退稅接近百億元),所享待遇非常巨大。
政府不是白慷慨,也不是官商勾結,只是寄望尚德不斷做大,成為旗幟,創造更大GDP。施正榮善解人意,借勢而行,不惜“水分式擴張”也要越做越大,唯此才能得到更多政府優惠和補貼,并收“大到不能倒”之效。
依筆者的觀察,近年很多盛極而亂的產業如乳業、光伏、白酒等等,在企業拼命上規模、蘿卜快了不洗泥的背后,都有政府政績指標的驅動。企業往往被催大,政府無奈吞苦果。
要走出“施正榮式悲劇”,政府要轉變職能,從微觀干預轉到營造法治化的“三公”環境。官員要少發對某某企業如何支持的“善心”,要看護好納稅人的“錢袋子”;企業也要本分經營,少受政府補貼一類的福利誘惑,按客觀規律辦事方能長久
尚德創立之初,無錫政府說服當地國企出資入股(施正榮主要以專利入股);尚德壯大起來需要上市,政府又要求國企退出,讓尚德成為“企業家的企業”,也造就了一個澳大利亞國籍的“中國首富”。從越來越多披露出來的情況看,近年施正榮的一大興趣轉向利用對尚德的控制權,利用利益輸送,謀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全體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更遑論“利益相關者總體利益的最大化”。
追逐“控制權回報”,漠視股東整體利益和債權人權益,是公司治理中常見的敗德行為,不足為奇。但像施正榮這樣,寧可尚德死,一毛也不拔(不愿以個人資產做擔保,換取債權銀行對尚德救助),其自私狹隘委實讓人費解。筆者相信他是個“經濟人”,一毛不拔的原因是理性的,因為尚德窟窿太大了,子子孫孫都填不上,只能擺出“尚德與我個人何干”的死硬姿態。
施正榮何以造出如此大的窟窿?除了市場客觀原因和自身素質原因,還有一個要因,就是各級政府對他的支持過于慷慨,成為他急速擴張的誘致因素。從土地到資金到補貼,還有各種榮譽和減免退稅政策(尚德過去5年出口退稅接近百億元),所享待遇非常巨大。
政府不是白慷慨,也不是官商勾結,只是寄望尚德不斷做大,成為旗幟,創造更大GDP。施正榮善解人意,借勢而行,不惜“水分式擴張”也要越做越大,唯此才能得到更多政府優惠和補貼,并收“大到不能倒”之效。
依筆者的觀察,近年很多盛極而亂的產業如乳業、光伏、白酒等等,在企業拼命上規模、蘿卜快了不洗泥的背后,都有政府政績指標的驅動。企業往往被催大,政府無奈吞苦果。
要走出“施正榮式悲劇”,政府要轉變職能,從微觀干預轉到營造法治化的“三公”環境。官員要少發對某某企業如何支持的“善心”,要看護好納稅人的“錢袋子”;企業也要本分經營,少受政府補貼一類的福利誘惑,按客觀規律辦事方能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