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想到,財政部的同志還親自上門給我們答復。財政給的政策都是‘干貨’,我們也特別珍惜這個溝通交流的機會。”全國人大代表、金風集團董事長武鋼在和財政部經建司副司長曾曉安座談時如是說。
7月19日,曾曉安一行來到位于北京亦莊的國內知名風電設備制造企業金風科技總部,對武鋼代表在兩會期間提出的關于加強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管理及發放的建議予以了答復,詳細介紹了財政部的有關政策,并和公司的相關高管展開了交流和探討,傾聽來自新能源企業界的呼聲與建議。
吃了一顆定心丸
在曾曉安來之前,武鋼已經聽說了關于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的消息,但是聽到了好幾個版本,有一度電提高到2分錢的,有提高到1分多的。“有這么高嗎?我有點不敢相信了。原先是八厘。”武鋼忍不住問了一句。
對可再生能源發電提供電價補貼是國際通行做法。截至2012年初,全球65個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發電實施了上網電價補貼政策。在我國,按規定除了西藏地區免收外,其他各類用電全部銷售電量,包括自備電廠用戶和向發電廠直接購電的大用戶均應被收取。目前,可再生能源電價的附加標準為每千瓦時8厘。
“有關部門正在認真研究。這次主要也是機會比較好,國內煤價每噸下降幅度較大,這也給提高電價附加騰出了空間。”曾曉安的話,無疑讓武鋼吃了一顆定心丸。
武鋼代表在建議中指出,目前的電價補貼機制已不能滿足產業發展需求,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大瓶頸。具體表現在補貼資金征收和資金保障能力嚴重不足,按照“十二五”規劃與目標,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所需的補貼資金不少于1000億元,以目前的補貼水平,將有500多億元的資金缺口;補貼方式有點復雜,補貼拖欠讓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流資緊張。
曾曉安解釋說,在整個新能源中,應該說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政策是個核心政策,是2006年根據《可再生能源法》設立的,起初是通過配額、電網之間的資金調度來進行運作,2011年之后通過設立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納入財政管理,財政部牽頭搞了一個辦法,按照基金的方式操作,一年收了200多億元。支出主要是用于支持風電以及一部分的生物質發電以及少量的地面光伏。
曾曉安坦言,武鋼代表在建議中反映的問題確實是客觀存在的。首先是收支缺口很大,一年200多億元不夠花,如果按照國家“十二五”規劃的要求,目前一度電收8厘,肯定是不能滿足需要的,所以現在國務院正在研究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標準,目標是使資金和“十二五”規劃預測的資金需求大致匹配。其次是關于資金及時發放的問題,現在的撥付方式是財政部撥到省里,省里再撥給省電網,下一步準備直接撥給電網公司,并要求國家電網下屬的省公司當月和各地的風電企業足額結算。通過這個簡化調整以后,應該說武鋼代表關心的問題也能解決。第三,關于電價附加征收率不足的問題。根據有關部門的測算,征收率還比較高,財政部下一步也會加大工作力度,把該收的收上來。
“按照國務院要求提高征收標準,加大征收力度,改善撥付方式,今后可再生能源的政策落實問題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觀。這個政策已經明確,按照成本算,我們的補貼標準會做一些調整,但是政策肯定會繼續搞下去,你們可以根據政策情況制定發展方略。”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說起來,曾曉安和武鋼代表已經不是初次見面了。2006年,曾曉安就曾帶隊去新疆烏魯木齊調研風電政策,去金風科技看過,還對那時候的廠房記憶猶新。當時武鋼也給財政部提出了不少建議,后來出臺的一系列風電政策,包括獎勵方案,都是在那次調研之后出臺的。曾曉安還記得當時只能上馬500千瓦、800千瓦的機組,爭取上1000千瓦的,聽說金風科技現在已經準備上馬6兆瓦機組,曾曉安忍不住稱贊道:“了不起,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咱們金風科技發展得非常好,在新能源發展過程中,風電確實做出了巨大貢獻。”
“將來世界上的太陽能、風電市場肯定有我們的一席之地,這點我們很自信。”武鋼向曾曉安介紹說,金風科技已經在全球化上“小試了一把”,產品已經賣到十三個國家,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等地都設立了子公司,澳大利亞現在有100多臺風機在吊裝,美國也裝了100多臺,2012年金風科技出口量排名全國一,占國內積累出口量的38%。另據著名風電咨詢機構BTM統計顯示,2012年我國有四家風電機組制造企業進入世界新增裝機排名前十,其中金風科技排名在第七位,另外三家中國風電企業聯合動力、華銳風電和明陽風電分別列第八、九、十位。“中國人在風機制造、太陽能制造這塊是沒法阻擋的,肯定能走出去。”武鋼自信地說。
“希望政策不要短期化”
武鋼代表說,可再生能源開發企業看起來是拿了一些補貼,但是這些可再生能源使用之后,能減少二氧化碳、PM2.5以及粉塵的排放,另外還能減少有限的化石能源的消耗,可以說這是可再生能源的兩個主要貢獻。但是比較遺憾的是,沒有經濟學家把它們折算成電量中的當量,來展示給公眾。“如果把這賬算清楚了,那么大家也能理解電價中的分攤部分了。”
“其實我們都在做,但是沒有一些西方國家做得那么快。”曾曉安介紹說,“比如我國也在研究開征環境稅,要把環境成本體現出來。另外也要把資源有償使用的制度建立健全起來,雖然這會增加企業的負擔,阻力會很大,但是比如現在一些礦山開采破壞很嚴重,回采率又很低,造成資源的浪費極大,所以也要逐漸把資源成本體現出來。”
“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為新能源創造一些發展空間,這些成本都考慮后,他們就沒有競爭力了,按照市場的游戲規則,就會受到限制,新能源企業就會有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
“市場”是武鋼代表在座談期間頻繁提及的一個詞,對于金融危機對風電企業的影響,他的最深感觸就是要敬畏市場、感謝市場。他說,金風科技2010年凈利潤達23億元,但到了去年利潤滑到了一億多,好在金風是國內外唯一一家沒有虧損的,而且現金流是正的。“我就是巧妙利用了外部的市場壓力,抓內部管理和產品質量,如果沒有這么一個收縮的過程,中國的企業就成熟不起來。一直在國家政策的庇護之下長不大。經過了這樣一個洗禮,我們現在踏實多了,整個公司在投資、風控、研發方面成熟多了。”
曾曉安對此深有同感并告訴武鋼,這個觀點其實在光伏行業也是比較普遍的:來點嚴冬不可怕,關鍵是怕國家政策的“逆調節”。“這個行業已經完全市場化了,其實補貼也好,其他的政策也好,都要科學合理。”
“我們對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開始的時候有點迷茫,看不透。”武鋼代表談及前一段銀行之間出現的錢荒問題,但這次沒有急急忙忙地再搞那些大的動作,這讓他感覺預期比較確定了。“做企業最害怕這個,忽然一下緊縮,忽然一下放松,這個對企業的影響是特別大的。市場的波動不能這樣大起大落,特別是上市公司,要保持企業的業績平穩,不然投資商就把我們罵死了。”
金風集團業務副總裁王進則向曾曉安建議,希望國家今后出臺的財政政策能夠更具體,更加有針對性,比如在鼓勵企業創新方面設立獎勵政策,避免出現財政資金“撒胡椒面”的現象。
“你們提的這些建議都很好,包括稅的問題,國家出臺一些扶持政策要慎重,包括鼓勵創新的問題,我們一定都會帶回去好好研究的。”臨走之前,曾曉安向參加座談會的企業家們鄭重承諾。
7月19日,曾曉安一行來到位于北京亦莊的國內知名風電設備制造企業金風科技總部,對武鋼代表在兩會期間提出的關于加強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管理及發放的建議予以了答復,詳細介紹了財政部的有關政策,并和公司的相關高管展開了交流和探討,傾聽來自新能源企業界的呼聲與建議。
吃了一顆定心丸
在曾曉安來之前,武鋼已經聽說了關于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的消息,但是聽到了好幾個版本,有一度電提高到2分錢的,有提高到1分多的。“有這么高嗎?我有點不敢相信了。原先是八厘。”武鋼忍不住問了一句。
對可再生能源發電提供電價補貼是國際通行做法。截至2012年初,全球65個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發電實施了上網電價補貼政策。在我國,按規定除了西藏地區免收外,其他各類用電全部銷售電量,包括自備電廠用戶和向發電廠直接購電的大用戶均應被收取。目前,可再生能源電價的附加標準為每千瓦時8厘。
“有關部門正在認真研究。這次主要也是機會比較好,國內煤價每噸下降幅度較大,這也給提高電價附加騰出了空間。”曾曉安的話,無疑讓武鋼吃了一顆定心丸。
武鋼代表在建議中指出,目前的電價補貼機制已不能滿足產業發展需求,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大瓶頸。具體表現在補貼資金征收和資金保障能力嚴重不足,按照“十二五”規劃與目標,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所需的補貼資金不少于1000億元,以目前的補貼水平,將有500多億元的資金缺口;補貼方式有點復雜,補貼拖欠讓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流資緊張。
曾曉安解釋說,在整個新能源中,應該說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政策是個核心政策,是2006年根據《可再生能源法》設立的,起初是通過配額、電網之間的資金調度來進行運作,2011年之后通過設立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納入財政管理,財政部牽頭搞了一個辦法,按照基金的方式操作,一年收了200多億元。支出主要是用于支持風電以及一部分的生物質發電以及少量的地面光伏。
曾曉安坦言,武鋼代表在建議中反映的問題確實是客觀存在的。首先是收支缺口很大,一年200多億元不夠花,如果按照國家“十二五”規劃的要求,目前一度電收8厘,肯定是不能滿足需要的,所以現在國務院正在研究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標準,目標是使資金和“十二五”規劃預測的資金需求大致匹配。其次是關于資金及時發放的問題,現在的撥付方式是財政部撥到省里,省里再撥給省電網,下一步準備直接撥給電網公司,并要求國家電網下屬的省公司當月和各地的風電企業足額結算。通過這個簡化調整以后,應該說武鋼代表關心的問題也能解決。第三,關于電價附加征收率不足的問題。根據有關部門的測算,征收率還比較高,財政部下一步也會加大工作力度,把該收的收上來。
“按照國務院要求提高征收標準,加大征收力度,改善撥付方式,今后可再生能源的政策落實問題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觀。這個政策已經明確,按照成本算,我們的補貼標準會做一些調整,但是政策肯定會繼續搞下去,你們可以根據政策情況制定發展方略。”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說起來,曾曉安和武鋼代表已經不是初次見面了。2006年,曾曉安就曾帶隊去新疆烏魯木齊調研風電政策,去金風科技看過,還對那時候的廠房記憶猶新。當時武鋼也給財政部提出了不少建議,后來出臺的一系列風電政策,包括獎勵方案,都是在那次調研之后出臺的。曾曉安還記得當時只能上馬500千瓦、800千瓦的機組,爭取上1000千瓦的,聽說金風科技現在已經準備上馬6兆瓦機組,曾曉安忍不住稱贊道:“了不起,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咱們金風科技發展得非常好,在新能源發展過程中,風電確實做出了巨大貢獻。”
“將來世界上的太陽能、風電市場肯定有我們的一席之地,這點我們很自信。”武鋼向曾曉安介紹說,金風科技已經在全球化上“小試了一把”,產品已經賣到十三個國家,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等地都設立了子公司,澳大利亞現在有100多臺風機在吊裝,美國也裝了100多臺,2012年金風科技出口量排名全國一,占國內積累出口量的38%。另據著名風電咨詢機構BTM統計顯示,2012年我國有四家風電機組制造企業進入世界新增裝機排名前十,其中金風科技排名在第七位,另外三家中國風電企業聯合動力、華銳風電和明陽風電分別列第八、九、十位。“中國人在風機制造、太陽能制造這塊是沒法阻擋的,肯定能走出去。”武鋼自信地說。
“希望政策不要短期化”
武鋼代表說,可再生能源開發企業看起來是拿了一些補貼,但是這些可再生能源使用之后,能減少二氧化碳、PM2.5以及粉塵的排放,另外還能減少有限的化石能源的消耗,可以說這是可再生能源的兩個主要貢獻。但是比較遺憾的是,沒有經濟學家把它們折算成電量中的當量,來展示給公眾。“如果把這賬算清楚了,那么大家也能理解電價中的分攤部分了。”
“其實我們都在做,但是沒有一些西方國家做得那么快。”曾曉安介紹說,“比如我國也在研究開征環境稅,要把環境成本體現出來。另外也要把資源有償使用的制度建立健全起來,雖然這會增加企業的負擔,阻力會很大,但是比如現在一些礦山開采破壞很嚴重,回采率又很低,造成資源的浪費極大,所以也要逐漸把資源成本體現出來。”
“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為新能源創造一些發展空間,這些成本都考慮后,他們就沒有競爭力了,按照市場的游戲規則,就會受到限制,新能源企業就會有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
“市場”是武鋼代表在座談期間頻繁提及的一個詞,對于金融危機對風電企業的影響,他的最深感觸就是要敬畏市場、感謝市場。他說,金風科技2010年凈利潤達23億元,但到了去年利潤滑到了一億多,好在金風是國內外唯一一家沒有虧損的,而且現金流是正的。“我就是巧妙利用了外部的市場壓力,抓內部管理和產品質量,如果沒有這么一個收縮的過程,中國的企業就成熟不起來。一直在國家政策的庇護之下長不大。經過了這樣一個洗禮,我們現在踏實多了,整個公司在投資、風控、研發方面成熟多了。”
曾曉安對此深有同感并告訴武鋼,這個觀點其實在光伏行業也是比較普遍的:來點嚴冬不可怕,關鍵是怕國家政策的“逆調節”。“這個行業已經完全市場化了,其實補貼也好,其他的政策也好,都要科學合理。”
“我們對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開始的時候有點迷茫,看不透。”武鋼代表談及前一段銀行之間出現的錢荒問題,但這次沒有急急忙忙地再搞那些大的動作,這讓他感覺預期比較確定了。“做企業最害怕這個,忽然一下緊縮,忽然一下放松,這個對企業的影響是特別大的。市場的波動不能這樣大起大落,特別是上市公司,要保持企業的業績平穩,不然投資商就把我們罵死了。”
金風集團業務副總裁王進則向曾曉安建議,希望國家今后出臺的財政政策能夠更具體,更加有針對性,比如在鼓勵企業創新方面設立獎勵政策,避免出現財政資金“撒胡椒面”的現象。
“你們提的這些建議都很好,包括稅的問題,國家出臺一些扶持政策要慎重,包括鼓勵創新的問題,我們一定都會帶回去好好研究的。”臨走之前,曾曉安向參加座談會的企業家們鄭重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