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昨天(15日),第117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即廣州交易會正式開幕。根據最新公布的2015年一季度外貿數據,我國進出口總值5.54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6%,其中3月出口大幅下滑14.6%,降幅為近年來少有。這使得被稱為外貿“風向標”的本屆廣交會備受關注。
廣交會分為三期,一期共6000多家機電企業參展。機電行業出口占我國外貿出口的比例高達53%。從上屆起,廣交會首次設立新能源館,光伏行業位列其中。光伏是我國能源領域目前在技術和產量上唯一能與世界強國相抗衡的行業,頻遭雙反、政府補貼、新興能源,光伏身上的“災難”和“光環”并存,話題與爭議齊飛。一個行業的發展歷程,凸顯了我國制造企業在出口、生產和應用環節上的哪些困境和機遇?中國之聲從今天起推出系列報道《中國光伏行業調查報告》。
至今,在澳大利亞反傾銷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上,一個標號239的案子都定格在了2015年4月7日。這一天,中國企業聽到了那句“終止調查”的結論。而這一紙結論背后,是64頁調查報告、111份公示文件和一場驚心動魄的貿易戰。殊不知,過去5年里,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中國光伏的每一戰都是這樣打過來的。
曾主打歐盟、美國光伏雙反案的律師傅東輝說,只要被起訴,企業就要在30天內提交調查問卷,少則70、80頁,多則上千頁,數據量非常大,有時甚至涵蓋上千個型號的價格和成本信息。
傅東輝:做國際貿易的律師都要有這種精神,你是隨時在“看急診”,但是中國企業沒有問題,光伏企業的物流系統和軟件系統非常好。如果有上千個型號,就要有上千個價格, 你沒有軟件怎么行呢。
起訴中國傾銷和補貼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起訴企業具有25%的行業代表性;第二,證明國內產業受到了損害;第三,這種損害和中國的傾銷或補貼存在因果關系。而在被對方政府立案前,我國企業要做的,除了提交取證問卷,還要應對進駐式的“現場調查”。天合光能副總裁楊曉忠說,他們的企業幾乎次次被選做“調查樣本”。
楊曉忠:我們會有一個專門的法務團隊,同時還要配上專門的銷售團隊。人家的調查方對我們進行調查和核查。“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們對歐洲也好、對美國也好,我們的毛利一直是正的。行業最困難的時候,毛利都是正的,說明我們不存在傾銷。
對方政府的立案才是新一輪戰爭的打響。幾次擔任中國光伏雙反案談判組組長的機電商會副秘書長孫廣彬告訴記者,立案后,馬上要準備行業抗辯,也就是帶隊去打官司。企業按照“誰應訴,誰受益”的原則,成本分攤,集體投票,選出律師。
孫廣彬:我們要聘請律師,我們要告訴他,中國沒有傾銷。我們說沒有,對方說有,雙方都把證據提交。企業分攤費用,但是我們要推薦3-4家律師事務所,就像招標一樣,一家一家講,這個案子我能打到什么程度,我是用什么方法打,如果我打到什么程度,應該有多少錢。最后應訴企業共同投票,選哪個我們就聘哪個。
在這場激烈爭辯的聽證會上,我方律師只需要擊破一個關鍵邏輯,也就是對方國家的產業受損,并非因為我國光伏產品的低價所致。傅東輝說,光伏企業雖然能應對國際官司中繁瑣的程序和成疊的文件,但有一關幾乎闖不過去。
傅東輝:因為雙反的一般規則還是很嚴格的,中國企業做得最好,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歐盟的企業,都做不好。中國企業有一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但另外一方面,歐盟和美國都認為我們是“非市場經濟國家”,這個屬于超WTO市場規則,所以難度較大。
連續打過幾輪光伏貿易戰的機電商會副秘書長孫廣彬告訴記者,如今一聽見“雙反”,他不是焦慮,而是沉痛。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帽子,讓我們的貿易戰總是輸在起點。
孫廣彬:如果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它衡量你中國產品的出口成本,可以拿第三方替代國的成本衡量,比如拿美國、或者泰國的成本來比。
記者:那我們肯定很低啊。
孫廣彬:因為只有中國成本最低,你拿任何世貿組織成員國來比我們都是“傾銷”的,所以我們沉痛是在這里。
記者:如果是的話,它怎么來比?
孫廣彬:是的話,它就拿我們自己的成本,來衡量我們的價格。
廣交會分為三期,一期共6000多家機電企業參展。機電行業出口占我國外貿出口的比例高達53%。從上屆起,廣交會首次設立新能源館,光伏行業位列其中。光伏是我國能源領域目前在技術和產量上唯一能與世界強國相抗衡的行業,頻遭雙反、政府補貼、新興能源,光伏身上的“災難”和“光環”并存,話題與爭議齊飛。一個行業的發展歷程,凸顯了我國制造企業在出口、生產和應用環節上的哪些困境和機遇?中國之聲從今天起推出系列報道《中國光伏行業調查報告》。
至今,在澳大利亞反傾銷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上,一個標號239的案子都定格在了2015年4月7日。這一天,中國企業聽到了那句“終止調查”的結論。而這一紙結論背后,是64頁調查報告、111份公示文件和一場驚心動魄的貿易戰。殊不知,過去5年里,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中國光伏的每一戰都是這樣打過來的。
曾主打歐盟、美國光伏雙反案的律師傅東輝說,只要被起訴,企業就要在30天內提交調查問卷,少則70、80頁,多則上千頁,數據量非常大,有時甚至涵蓋上千個型號的價格和成本信息。
傅東輝:做國際貿易的律師都要有這種精神,你是隨時在“看急診”,但是中國企業沒有問題,光伏企業的物流系統和軟件系統非常好。如果有上千個型號,就要有上千個價格, 你沒有軟件怎么行呢。
起訴中國傾銷和補貼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起訴企業具有25%的行業代表性;第二,證明國內產業受到了損害;第三,這種損害和中國的傾銷或補貼存在因果關系。而在被對方政府立案前,我國企業要做的,除了提交取證問卷,還要應對進駐式的“現場調查”。天合光能副總裁楊曉忠說,他們的企業幾乎次次被選做“調查樣本”。
楊曉忠:我們會有一個專門的法務團隊,同時還要配上專門的銷售團隊。人家的調查方對我們進行調查和核查。“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們對歐洲也好、對美國也好,我們的毛利一直是正的。行業最困難的時候,毛利都是正的,說明我們不存在傾銷。
對方政府的立案才是新一輪戰爭的打響。幾次擔任中國光伏雙反案談判組組長的機電商會副秘書長孫廣彬告訴記者,立案后,馬上要準備行業抗辯,也就是帶隊去打官司。企業按照“誰應訴,誰受益”的原則,成本分攤,集體投票,選出律師。
孫廣彬:我們要聘請律師,我們要告訴他,中國沒有傾銷。我們說沒有,對方說有,雙方都把證據提交。企業分攤費用,但是我們要推薦3-4家律師事務所,就像招標一樣,一家一家講,這個案子我能打到什么程度,我是用什么方法打,如果我打到什么程度,應該有多少錢。最后應訴企業共同投票,選哪個我們就聘哪個。
在這場激烈爭辯的聽證會上,我方律師只需要擊破一個關鍵邏輯,也就是對方國家的產業受損,并非因為我國光伏產品的低價所致。傅東輝說,光伏企業雖然能應對國際官司中繁瑣的程序和成疊的文件,但有一關幾乎闖不過去。
傅東輝:因為雙反的一般規則還是很嚴格的,中國企業做得最好,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歐盟的企業,都做不好。中國企業有一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但另外一方面,歐盟和美國都認為我們是“非市場經濟國家”,這個屬于超WTO市場規則,所以難度較大。
連續打過幾輪光伏貿易戰的機電商會副秘書長孫廣彬告訴記者,如今一聽見“雙反”,他不是焦慮,而是沉痛。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帽子,讓我們的貿易戰總是輸在起點。
孫廣彬:如果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它衡量你中國產品的出口成本,可以拿第三方替代國的成本衡量,比如拿美國、或者泰國的成本來比。
記者:那我們肯定很低啊。
孫廣彬:因為只有中國成本最低,你拿任何世貿組織成員國來比我們都是“傾銷”的,所以我們沉痛是在這里。
記者:如果是的話,它怎么來比?
孫廣彬:是的話,它就拿我們自己的成本,來衡量我們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