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20時,在持續了212小時后,北京重污染“橙色預警”得以解除。就在前一日,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主持召開媒體見面會表示,環境質量改善是處在一個負“重”前行的階段,高污染的背后是偏重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非綠色生活方式。那么,宏觀經濟應如何調整以利于治霾?煤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為何總保持在70%?有無可替代的新能源?就上述問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
謀定
三大基金需投入精力形成多學科研究
新京報:你覺得近期京津冀的持續霧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鄭新業:我認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第一是能源結構,這個很重要,第二是季節性因素,冬季供暖增加,前兩個是主要原因;第三個高耗能產業在去年出現反彈,第四是與風速有關。后兩者屬于偶發性因素。
新京報:霧霾治理的關鍵在什么地方?
鄭新業:在于謀定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急于做決策,不要急于下結論,不要急于去罵人。我們要意識到,多種因素是造成霧霾的原因。在霧霾的成因識別和政策效果兩方面,政策也只是減少霧霾的一個因素。既不要輕易否定某一個元素不是霧霾的原因,也不要輕易肯定。
新京報:你提到我們要謀定最重要的事情,那應該如何謀?
鄭新業:我呼吁三大研究基金——國家社會和自然基金,教育部基金,北京市的各種基金,都要投入精力,研究霧霾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自然、社會現象太復雜了,研究能力,數據獲取受到方法論的限制,所以一定要反復研究。另外,要加大對于政策效果的研究,哪個性價比最高。
三大基金需要把精力投入到這個方面來,包括社會學的,經濟學的,工程的,霧霾是個超復雜的情況,要多學科形成互補型研究。我們都是盲人摸象,放在一起講故事。霧霾治理也不是單一政策可以解決的,所以它是現代版的“盲人摸象”,我們湊在一起研究,紛紛呈現出我們各自領域摸出來的象是什么樣子,形成一個完整拼圖。
現狀
煤炭的清潔利用應是核心能源政策
新京報:你提到能源結構的問題,這個怎么講?
鄭新業:我之前提出一個理論叫“既又還”,也叫“不可能三角”。就是說在中國有一種現象:我們要求既要有能源用,還想能源便宜,汽油貴了有人要罵,我們又要干凈、不污染。我們為什么會這么想呢?因為我們的參照系是國際,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都這么干。但我們忘了一件事,能源是有稟賦的,各個國家不一樣。
我們的能源問題有兩個,第一是我們能源消耗增長太快了,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了;第二個,我們國家的能源稟賦是以煤為主,但是我們的參照系卻是國際,可是我們國家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的5億噸標煤,還是現在40億噸標煤,煤在我們的能源結構中總是在70%左右,一個東西如果總是在70%左右,可以預見未來是很難改的。
新京報: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鄭新業:因為我們沒有,全世界天然氣的能源比重是22%,我們能占到10%就喜滋滋了。我們現在的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很大,這有什么影響呢?如果我們石油,天然氣都在他國,我們的運輸線路將面臨能源安全問題。太過于依賴國際市場,無論是數量還是價格,都不能自主。如果我們像別國一樣,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氣,那我們國家的能源問題就會好多了。所以在其他能源不利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就要考慮拿煤煉油了?
新京報:對于這個問題你認為我們應如何應對?
鄭新業:我一直倡導,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應該是我國的核心能源政策。比如說,新能源發電可能只占到3%-4%,但是新能源干了十多年了,發電量才能達到這個級別,未來它能成為主力能源嗎?天然氣想占到22%幾乎不可能,石油方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但石油存在安全問題,核電也遇阻。
因此,在我國需求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我的判斷是,需要有充足供應,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是我國主力能源。所以,社會要引起共識,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的三個目標中,我們只能選二,我的建議是,能源充足和清潔。
措施
三點建言:控制內需、改善結構、能源監管
“曹德旺出走是三贏”
新京報:按照你的分析,我們治理霧霾應該如何著手?
鄭新業:總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中長期要從能源需求方面控制。比如高耗能產業要不要發展?比如鋁的生產,一家企業的耗電量一年下來超過好多省的耗電量。
前段時間“曹德旺走了”,玻璃廠走了的消息引起爭論,大家很郁悶。但其實我們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就是想讓這些高耗能產業比重下來。這個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經濟結構變輕,需要經歷一個去產業化、去空心化的過程。比如日本也有一個空心化的過程,雖然其有很多制造業還在,但是已經走高端制造業了。從國際經驗看,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發達國家都走過,換句話說,實體經濟下滑是必然的。
因此,從需求側看,高耗能產業的出走、萎縮,是社會的必然趨勢。我們現在不能既要搞高端制造,又要搞服務業,不讓“曹德旺”走,我們應該歡送他們走,這是好事兒。美國人經濟去產業化后,美國經濟沒有塌,日本經濟去產業化后,日本經濟沒有塌,日本沒有失去的二十年,英國也沒有。
從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無論是節能減排的政策,還是格局演化,都會在能耗的控制上產生影響,增長速度不會像過去那么快了,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因素。所以能源消費,從中長期看,不會再惡化了。
這么看,曹德旺出走是三贏。中國產業結構得到改善,美國制造業回流,曹先生企業的全球布局,國際經濟活動不代表你贏我輸,完全能實現雙贏。
“支持新能源漲價”
第二,改善能源結構,我們需要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為什么美國人能源消耗和我國差不多,但是他們能源干凈呢?因為煤占的比重非常低,同樣的能源,因為能源結構不一樣,產生的污染是不一樣的。
為了實現這種替代,民眾需要支持政府,包括企業的成本上升。企業脫硫脫硝要費錢,設備運轉會產生額外成本,企業未必不想用設備,但是如果我的成本因為使用設備有所提升,那么價格就會上升,競爭之下就會被擠出市場。
所以,包括新能源的漲價,建核電,哪怕成本高,民眾也應該支持。因為如果民眾不支持,成本上不去,污染是誰的呢?相對于健康成本,這是更劃算的決策。不支持新能源漲價,高成本等,民眾就要用同樣的錢去買口罩,買凈化過濾器。假設我們把新能源,核電,風電全用上,我們或許就不需要買第二個空氣凈化器了,否則就會花更多的錢去買健康。大家要用清潔能源,而能源上升的成本,需要民眾的支持。
“把城管建制直接歸環保部”
第三,就化石能源方面,想要脫硫脫硝,政府就要加強監管核查。為什么我們有標準但是不見效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核查。如果政府不核查壞的企業,就會有損好的企業,因為我的報價低,就會把你擠出市場。
所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北京市正在搞環境警察,其實環境警察倒不一定,可以把城管的建制直接歸環保部接管。提出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涉及環保局的編制安排,要對化石能源進行監管,首先需要賦予環保部權利。環保部僅有300多個編制,加個零都不夠,還包括業務輔助人員,所以環保部需要擴編擴容。在環保警察還沒有出現之前,可以考慮先由城管來做這個事,他們很有能力。我認為可以分片管理,就像城管的巡邏一樣,在能源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實行全天候,全覆蓋的監管,對發電24小時監管,對煉油、鋼廠前前后后的監管。
從企業方面看,能源行業中大部分是超級國有企業。這里要強調,國企的經濟利益應該是擺在第二位的。我們也要求國資委對這些企業不僅僅考核經濟指標,還要考核環境指標,比如環保不達標,一票否決制考核。監管者、央企的黨組,以及背后的國資委,三管齊下,化石能源的供應就能極大緩解。除了經濟效益方面,也需要要求國企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責任。
稅收
提高污染型產品稅率 降低非污染型產品稅率
新京報:除了監管方面,在稅收方面是否要調整?
鄭新業:我們一直倡導,把煤電價格漲上去。有人說我國稅收很重,但是別忘了政府需要稅收,國防、教育、醫療、基建設施后面是數以億計的群眾。治理污染是不是需要對能源加稅?是不是要規定炭市場?所謂炭市場的賦稅,最后結果都是漲價。
因此我的建議是,我們增值稅率是17%,但是奶粉等生活必需品其實和煤炭是一樣的,所以我建議把生活必需品降到9%,也就是降低沒有污染的產品,把剩下的污染型產品提高到30%,調節污染型產品和非污染型產品間的比價。我們會發現,企業會更多使用清潔能源,而且有的企業稅負漲了,有的降了,其實是平衡的。
對家庭也是這樣,雖然電漲了,但是買的饅頭,衣服等相應降低。通過稅收結構調整,把污染型產品漲上去,非污染型產品降下去。
比如,如果火電從現在的5毛/度漲到1.2元/度,我們就不需要補助新能源了。但是很多人不平,說火電怎么能漲價?但事實上,電在家庭消費中比重是很低的,如果電真的漲到1.2元,華北地區的新能源整個消納,很有可能我們不需要口罩了。具體到家庭來看,我們電費增加了,但是我們的口罩減少了,藥減少了。所以對于家庭、企業和政府,都是部分增加,部分減少,宏觀上達到平衡,最后清潔能源得以使用。
謀定
三大基金需投入精力形成多學科研究
新京報:你覺得近期京津冀的持續霧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鄭新業:我認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第一是能源結構,這個很重要,第二是季節性因素,冬季供暖增加,前兩個是主要原因;第三個高耗能產業在去年出現反彈,第四是與風速有關。后兩者屬于偶發性因素。
新京報:霧霾治理的關鍵在什么地方?
鄭新業:在于謀定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急于做決策,不要急于下結論,不要急于去罵人。我們要意識到,多種因素是造成霧霾的原因。在霧霾的成因識別和政策效果兩方面,政策也只是減少霧霾的一個因素。既不要輕易否定某一個元素不是霧霾的原因,也不要輕易肯定。
新京報:你提到我們要謀定最重要的事情,那應該如何謀?
鄭新業:我呼吁三大研究基金——國家社會和自然基金,教育部基金,北京市的各種基金,都要投入精力,研究霧霾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自然、社會現象太復雜了,研究能力,數據獲取受到方法論的限制,所以一定要反復研究。另外,要加大對于政策效果的研究,哪個性價比最高。
三大基金需要把精力投入到這個方面來,包括社會學的,經濟學的,工程的,霧霾是個超復雜的情況,要多學科形成互補型研究。我們都是盲人摸象,放在一起講故事。霧霾治理也不是單一政策可以解決的,所以它是現代版的“盲人摸象”,我們湊在一起研究,紛紛呈現出我們各自領域摸出來的象是什么樣子,形成一個完整拼圖。
現狀
煤炭的清潔利用應是核心能源政策
新京報:你提到能源結構的問題,這個怎么講?
鄭新業:我之前提出一個理論叫“既又還”,也叫“不可能三角”。就是說在中國有一種現象:我們要求既要有能源用,還想能源便宜,汽油貴了有人要罵,我們又要干凈、不污染。我們為什么會這么想呢?因為我們的參照系是國際,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都這么干。但我們忘了一件事,能源是有稟賦的,各個國家不一樣。
我們的能源問題有兩個,第一是我們能源消耗增長太快了,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了;第二個,我們國家的能源稟賦是以煤為主,但是我們的參照系卻是國際,可是我們國家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的5億噸標煤,還是現在40億噸標煤,煤在我們的能源結構中總是在70%左右,一個東西如果總是在70%左右,可以預見未來是很難改的。
新京報: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鄭新業:因為我們沒有,全世界天然氣的能源比重是22%,我們能占到10%就喜滋滋了。我們現在的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很大,這有什么影響呢?如果我們石油,天然氣都在他國,我們的運輸線路將面臨能源安全問題。太過于依賴國際市場,無論是數量還是價格,都不能自主。如果我們像別國一樣,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氣,那我們國家的能源問題就會好多了。所以在其他能源不利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就要考慮拿煤煉油了?
新京報:對于這個問題你認為我們應如何應對?
鄭新業:我一直倡導,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應該是我國的核心能源政策。比如說,新能源發電可能只占到3%-4%,但是新能源干了十多年了,發電量才能達到這個級別,未來它能成為主力能源嗎?天然氣想占到22%幾乎不可能,石油方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但石油存在安全問題,核電也遇阻。
因此,在我國需求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我的判斷是,需要有充足供應,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是我國主力能源。所以,社會要引起共識,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的三個目標中,我們只能選二,我的建議是,能源充足和清潔。
措施
三點建言:控制內需、改善結構、能源監管
“曹德旺出走是三贏”
新京報:按照你的分析,我們治理霧霾應該如何著手?
鄭新業:總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中長期要從能源需求方面控制。比如高耗能產業要不要發展?比如鋁的生產,一家企業的耗電量一年下來超過好多省的耗電量。
前段時間“曹德旺走了”,玻璃廠走了的消息引起爭論,大家很郁悶。但其實我們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就是想讓這些高耗能產業比重下來。這個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經濟結構變輕,需要經歷一個去產業化、去空心化的過程。比如日本也有一個空心化的過程,雖然其有很多制造業還在,但是已經走高端制造業了。從國際經驗看,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發達國家都走過,換句話說,實體經濟下滑是必然的。
因此,從需求側看,高耗能產業的出走、萎縮,是社會的必然趨勢。我們現在不能既要搞高端制造,又要搞服務業,不讓“曹德旺”走,我們應該歡送他們走,這是好事兒。美國人經濟去產業化后,美國經濟沒有塌,日本經濟去產業化后,日本經濟沒有塌,日本沒有失去的二十年,英國也沒有。
從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無論是節能減排的政策,還是格局演化,都會在能耗的控制上產生影響,增長速度不會像過去那么快了,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因素。所以能源消費,從中長期看,不會再惡化了。
這么看,曹德旺出走是三贏。中國產業結構得到改善,美國制造業回流,曹先生企業的全球布局,國際經濟活動不代表你贏我輸,完全能實現雙贏。
“支持新能源漲價”
第二,改善能源結構,我們需要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為什么美國人能源消耗和我國差不多,但是他們能源干凈呢?因為煤占的比重非常低,同樣的能源,因為能源結構不一樣,產生的污染是不一樣的。
為了實現這種替代,民眾需要支持政府,包括企業的成本上升。企業脫硫脫硝要費錢,設備運轉會產生額外成本,企業未必不想用設備,但是如果我的成本因為使用設備有所提升,那么價格就會上升,競爭之下就會被擠出市場。
所以,包括新能源的漲價,建核電,哪怕成本高,民眾也應該支持。因為如果民眾不支持,成本上不去,污染是誰的呢?相對于健康成本,這是更劃算的決策。不支持新能源漲價,高成本等,民眾就要用同樣的錢去買口罩,買凈化過濾器。假設我們把新能源,核電,風電全用上,我們或許就不需要買第二個空氣凈化器了,否則就會花更多的錢去買健康。大家要用清潔能源,而能源上升的成本,需要民眾的支持。
“把城管建制直接歸環保部”
第三,就化石能源方面,想要脫硫脫硝,政府就要加強監管核查。為什么我們有標準但是不見效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核查。如果政府不核查壞的企業,就會有損好的企業,因為我的報價低,就會把你擠出市場。
所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北京市正在搞環境警察,其實環境警察倒不一定,可以把城管的建制直接歸環保部接管。提出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涉及環保局的編制安排,要對化石能源進行監管,首先需要賦予環保部權利。環保部僅有300多個編制,加個零都不夠,還包括業務輔助人員,所以環保部需要擴編擴容。在環保警察還沒有出現之前,可以考慮先由城管來做這個事,他們很有能力。我認為可以分片管理,就像城管的巡邏一樣,在能源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實行全天候,全覆蓋的監管,對發電24小時監管,對煉油、鋼廠前前后后的監管。
從企業方面看,能源行業中大部分是超級國有企業。這里要強調,國企的經濟利益應該是擺在第二位的。我們也要求國資委對這些企業不僅僅考核經濟指標,還要考核環境指標,比如環保不達標,一票否決制考核。監管者、央企的黨組,以及背后的國資委,三管齊下,化石能源的供應就能極大緩解。除了經濟效益方面,也需要要求國企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責任。
稅收
提高污染型產品稅率 降低非污染型產品稅率
新京報:除了監管方面,在稅收方面是否要調整?
鄭新業:我們一直倡導,把煤電價格漲上去。有人說我國稅收很重,但是別忘了政府需要稅收,國防、教育、醫療、基建設施后面是數以億計的群眾。治理污染是不是需要對能源加稅?是不是要規定炭市場?所謂炭市場的賦稅,最后結果都是漲價。
因此我的建議是,我們增值稅率是17%,但是奶粉等生活必需品其實和煤炭是一樣的,所以我建議把生活必需品降到9%,也就是降低沒有污染的產品,把剩下的污染型產品提高到30%,調節污染型產品和非污染型產品間的比價。我們會發現,企業會更多使用清潔能源,而且有的企業稅負漲了,有的降了,其實是平衡的。
對家庭也是這樣,雖然電漲了,但是買的饅頭,衣服等相應降低。通過稅收結構調整,把污染型產品漲上去,非污染型產品降下去。
比如,如果火電從現在的5毛/度漲到1.2元/度,我們就不需要補助新能源了。但是很多人不平,說火電怎么能漲價?但事實上,電在家庭消費中比重是很低的,如果電真的漲到1.2元,華北地區的新能源整個消納,很有可能我們不需要口罩了。具體到家庭來看,我們電費增加了,但是我們的口罩減少了,藥減少了。所以對于家庭、企業和政府,都是部分增加,部分減少,宏觀上達到平衡,最后清潔能源得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