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扶貧是政策性很強的產業扶貧方式，前期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偏差，出了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及時糾偏、不斷完善。”那么，光伏扶貧今后將轉到怎樣的發展路徑上來呢?

記者：從全國來看，光伏扶貧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目前的總體情況如何?

許健民：從2014年開始，有些光照資源比較好的貧困地區就開始探索把光伏發電和精準扶貧結合起來。2015年，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就在全國6個省(區)30個縣開展光伏扶貧試點。試點的總體情況還不錯，一方面老百姓能夠把貧困地區的光照資源通過光伏發電形式利用起來，清潔環保、收益穩定;另一方面地方又能夠發展新能源，對產業結構調整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了“加快推進光伏扶貧工程”的部署，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光伏扶貧指導文件，并在去年10月下達了第一批共516萬千瓦的光伏扶貧指標。目前，并網發電的大概是214萬千瓦，在建的有309萬千瓦。

在試點階段，我們探索了四種形式，分別是戶用系統、集中式電站、村級電站以及光伏大棚。在實踐中，我們對不同建設模式的利弊進行了權衡比較。對于戶用系統，很多貧困戶的屋頂比較簡陋、承重不夠，存在安全問題;另外，戶用系統比較分散，維護比較困難。集中式電站適宜在土地資源寬裕的地區建設，但上述地區往往存在電網網架薄弱、消納能力不足等問題。而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收益分配上。

集中式電站一般由企業和政府合資建設，很大部分收益歸了企業，貧困戶受益比例比較低。綜合以上考慮，我們確定將村級電站作為光伏扶貧的主推形式。

記者：為什么要主推村級光伏扶貧電站?

許健民：第一，村級電站占地小，投資少。村級電站規模一般在200~300千瓦之間，占地不到10畝，投資200多萬元，縣里把涉農資金、東西協作資金和定點幫扶資金整合起來，就有可能把它建起來。

第二，村級電站能解決村集體沒有收入，也就是“空殼村”的問題。村級電站產權歸村、收益歸戶，屬于村集體的資產，一年能產生十幾萬元的穩定收入。村集體有了收入，就能增強村委會、黨支部在貧困群眾中的威信。同時，我們要求村集體通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的方式商討發電收益分配問題。比如，可以在村里設置公益崗位、開展小型公益事業、獎勵先進等，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而不是簡單地把錢分了。

對分配過程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既能讓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公正，也能調動村民參與鄉村自治的積極性。我們常說扶貧要扶志，這個“志”既是志向的志，也是智力的智，更重要的還是心智，讓他們把村里的事變成自己的事。

既然我們已經明確以村級電站為主推方式，為順利完成2020年全國脫貧攻堅任務，我們計劃今年把全國村級電站的指標一次性下達完畢。前期各地制定、上報村級光伏扶貧規劃，國務院扶貧辦會同國家能源局審核后將下達規模指標。具備條件建設村級電站的早日建成、早日發電、早日受益。我們希望每個村都有一個“小銀行”，太陽一出來，貧困群眾就有期盼。我相信全國很快會掀起建設村級電站的熱潮。

記者：光伏扶貧遇到的首要難題就是資金籌措問題。在主推村級電站過程中，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許健民：由于村級電站的投資不是特別大，我們鼓勵通過財政涉農資金整合、東西協作資金、定點幫扶資金和社會捐贈方式來建電站，盡量少用貸款。主要的考慮是貸款后發電收益首先要用來還貸，扶貧效果會打折扣。對于社會捐贈方式，我們可以搞創新。比如，可以把一個縣的村級扶貧電站打包發布到網上，讓社會來認捐，就像當年認捐愛心學校一樣。

記者：據我們了解，企業建光伏扶貧電站在前期已經遇到貸不了款的問題了。您怎么看?

許健民：第一，村級電站的主體過去沒有明確，產權到底歸誰?現在我們明確村級電站產權一定歸村，屬于村里的集體資產。

第二，企業想拿發電收益做抵押來貸款，但很多銀行考慮發電收益不行，變相的要讓地方政府做擔保，這個擔保肯定是存在一些障礙的。我們現在就轉換一種方式，盡量用財政資金，實在不行，就在縣里成立國有投資公司，以此為建設主體，除了資本金再貸一部分款，可以動員國有大型政策性銀行比如國開行、農發行介入，這件事統一起來就比較好辦了。如果讓企業以市場化的方式來做，第一存在利益分配問題，第二確實有融資困難的問題。

記者：有人提出，光伏扶貧項目電價補貼能不能不降?

許健民：光伏發電上網電價下調這個勢頭是不可遏制、不可逆轉的。我們只能說給扶貧一定窗口期。比如2016年備案的扶貧電站，如果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建成并網發電，以后就還是按照2016年的補貼標準發放。我們現在也在爭取讓2017年備案的這些電站，享受類似的電價補貼方式。

另外，財政部將為村級電站開通綠色通道，優先把補貼資金足額發放到位。目前，光伏補貼的缺口比較大，到2017年年底大概有800多億元的缺口。如果按照現在的形勢測算下去，到2022年將有3300多億元的缺口。財政部已初步承諾，光伏扶貧項目保證在第二年1月把上年的補貼資金發放到位，這已經比絕大部分光伏企業獲得補貼的時間縮短一年到一年半了。

記者：光伏電站的質量問題，現在也很受關注。國家文件要求很嚴，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一些偏差。

許健民：這也是我們現在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下一步要出臺管理意見。在現場會后我們搞了一個光伏扶貧專業知識和技術培訓，培訓的對象是各省扶貧辦和能源局的相關人員。這是第一次培訓，今后還會有更多的培訓。另外，在審批上，我們請了第三方機構來做評估。這些都是為了更好地管好光伏電站的質量。

記者：光伏扶貧搞了兩三年，是否形成了一些可推廣的典型經驗?

許健民：安徽和山西兩省做得不錯，他們領先了一步，我們的很多想法或經驗都是從這兩個省先行先試中獲取的。安徽較早開始建光伏扶貧電站，各種類型都有，它享受的指標和發電收益都比較好，縣里把光伏扶貧當成大事統一謀劃、統一制定方案、統一建設。

山西從一開始就特別規范，政府對光伏扶貧的規劃、管理、分配全部通過系統性的文件建章立制，加以明確。另外，山西雖然也找了一些企業來建集中式電站，但找的都是國有企業。山西大型煤炭企業多，現在正在開拓新能源業務，這些國企一方面能夠履行社會責任、兌現承諾，另一方面也能通過光伏扶貧消化產能。我們也了解到，目前建設光伏扶貧電站的審批手續還比較多，這事兒地方政府要擔起責任來。為什么說山西的模式好，因為它從上到下省長一直在抓。

記者：您如何評價國家電網公司在湖北“三縣一區”全資建設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并全部捐贈給村集體的做法?

許健民：最早在四種形式并存的情況下，以捐贈方式來開展光伏扶貧，雖然很好，但可能不可推廣。但現在我們主推村級電站，又考慮提高貧困戶的收益比例，我們就開始主張盡量用財政資金、用社會捐贈資金來建設光伏電站。

國家電網公司在湖北“三縣一區”開展光伏扶貧，充分發揮了行業優勢和技術優勢，是在最擅長的領域干了最擅長的事，同時，充分體現了央企的社會責任感，特別是響應了習總書記說的國企要更多地承擔扶貧開發任務的號召。我們去看了這幾個縣的光伏扶貧電站，從標準化的流程、嚴格化的管理到精細化的后續運維設計，包括國網光伏云等創新平臺的開發利用，呈現的整體效果非常好。國家電網公司把光伏扶貧電站做成了安心工程、放心工程，跟精準扶貧完美地結合起來。

這次開現場會，我覺得既是對國家電網公司光伏扶貧工作成效的一次集中展現，也為全國各地做好以村級電站為主推方式的光伏扶貧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鑒和樣板。國家電網公司的專業精神、嚴謹態度、開放胸懷都值得扶貧系統學習，也促使我們思考怎樣才能讓脫貧攻堅工作更加精準、更加務實、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