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區棄水嚴重，僅云南、四川兩省去年棄水400億千瓦時。能否確定一個目標，到‘十三五’末，將兩省棄水量降至100億千瓦時?”6月23日，中國國電集團副總經理、黨組成員謝長軍在中電聯舉辦的“加快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論壇”發出了上述呼吁。

同一天，北京產權交易所發布公告：國電恩施水電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電恩施水電)正式掛牌轉讓旗下控股企業——巴東縣聯成水電開發有限公司20%股權，轉讓底價701.94萬元。

這是2017年以來，國電恩施水電轉讓的第4起電站股權，也是中國國電集團(以下簡稱國電)持續剝離的第13家水電資產。

記者梳理發現，此次國電大規模剝離水電資產，主要涉及旗下6個子公司的13家水電項目。

值得關注的是，轉讓的水電項目無一盈利。其中，有8家今年一季度凈利潤均處于虧損狀態，4家營業收入為0，1家企業利潤情況尚未披露。

作為五大發電集團之一的國電，剝離水電似乎并非個例。早在今年2月，中廣核能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便公開打包12項水電資產，進行集體轉讓。頻頻被剝離的水電真的從曾經的“香餑餑”成了“垃圾電”?

緣何剝離?

隨著電力過剩形勢不斷加劇，2017年不少發電企業放緩了投資步伐。國電集團董事長喬保平此前就公開表示，今年將控制投資在448億元以內，低于2016年的582億元。

其中，以水電投資下滑首當其沖。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此前發布的《2017年一季度全國電力供需形勢分析預測報告》指出：第一季度，全國水電完成投資同比下降13.2%，受來水偏枯和上年底蓄能值相對偏低的影響，全國規模以上電廠水電發電量同比下降4.1%;全國水電設備利用小時623小時、同比降低68小時。

事實上，2016年以來，水電開發明顯降速。全國新增水電裝機規模約1000萬千瓦，總裝機3.3億千瓦，新核準開工重大水電項目11個。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水電發展“十三五”規劃》顯示，常規水電的新開工規模相應“十二五”時期減少了一半，中國水電建設幅度開始下調。

以國電恩施水電為例。自今年3月起，國電恩施水電開發有限公司相繼轉讓了湖北宣恩洞坪水電有限責任公司20%股權、國電(恩施市)匯能發電有限責任公司100%股權以及國電廣潤水電開發有限公司100%股權。

根據企業財務報告顯示，上述企業在轉讓前均為虧損狀態。其中，截至2月底：宣恩洞坪水電虧損34萬，國電廣潤水電虧損322萬，國電(恩施市)匯能凈利潤為0。

事實上，除國電外，不少央企也在轉讓水電不良資產。

最先引起關注的是今年2月份中廣核大規模轉讓12個水電資產包。據悉，此次轉讓大批水電項目，是中廣核響應國資委的要求，撤出水電行業，重點布局主業核電。

與此同時，華能也陸續在今年1月、3月、6月間相繼掛牌轉讓旗下文縣水電開發有限公司100%股權、鹽津關河水電有限公司51%股權以及呼倫貝爾扎羅木得水利水電有限公司28%股權。

而五大發電的大唐與華電，轉讓水電資產項目則相對較少，分別是大唐襄陽水電有限公司51%股權和理塘縣河源水電開發有限公司5.5%股權。


“剝離水電符合央企自身發展的需求。尤其是西南地區電價非常便宜，在豐水期水電甚至處于過剩狀態，不少水電站一開機就會入不敷出，企業盈利困難。”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分析指出。

“我國幾大發電集團的水電資產在管理上確實存在一定問題。囿于水電比較分散、管理成本高、規模效應比不上火電大機組，有時效益確實不理想。”國資問題研究專家祝波善分析。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水電資產轉讓項目，除中廣核轉讓部分企業呈現盈利狀態外，華能、大唐、國電、華電等企業所轉讓的水電資產均處于虧損狀態。

對此，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近兩年，棄水現象比較嚴重，一些水電站業績拖累較大，短期脫離等于少增加些負資產。把盈利不好的資產剝離出去，本質就是提質增效，與政策呼應。”

誰來接盤?

6月21日，轉讓底價為1200萬元的“黑龍江金灣水利水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100%股權”掛牌信息再次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披露。

值得關注的是，就在約一個月前，該項目的轉讓底價仍高達1.5億元，而兩個月前這一價格是1.67億元。

這也意味著，經過兩個月的價格微調，該項目的轉讓底價已呈斷崖式下降。

相關資料顯示：早在2015年，國電已經做出掛牌轉讓黑龍江金灣水利的決定。根據北京產權交易所2015年8月份的一份公告，當時黑龍江金灣水利已與三間房電站、慶豐電站等水電站承建主體一起被列入重點水電處置項目。

時隔兩年，黑龍江金灣水利仍未找到下家，此次超低價“甩賣”的緣由不言而喻。

無獨有偶。4月11日，大唐集團掛牌轉讓其持有的大唐襄陽水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唐襄陽)的全部股份。資料顯示：除大唐河南持有大唐襄陽51%的股份外，湖北漢江現代水利有限責任公司和湖北漢江王甫洲水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分別持有該項目25%和24%的股份。

據悉，大唐襄陽成立于2007年底，旗下運營的新集水電站項目在2009年便開始進行前期施工準備。如今近十年過去，項目建設仍處于遙遙無期的狀態。

對于大唐推出大唐襄陽水電的原因，襄陽市發改委相關人士回應稱：大唐方面退出大唐襄陽的原因之一，是投資28億元的新集水電站收益低，導致其建設意向度不高。最后經協商，大唐擬將公司股份出售。

“電力央企前幾年跑馬圈水，都希望盡快在水電開發中占得先機，提升以水電為主的清潔能源占比，但不可避免的圈下了很多僵尸資產，以至于現在不得不盡早剝離。”國聯證券電力分析師王強(化名)對記者說。

然而，即便“僵尸企業”在交易所掛了牌，能不能成功轉讓出去卻仍是未知數。

3月16日，陜西水務集團有限公司與國電陜西水電開發公司就國電丹江水電公司股權轉讓進行簽約。

資產狀況不佳的國電丹江水電終于在掛牌兩年后“易主”了!

國電丹江水電成立于2009年9月，公司注冊地為陜西省商洛市商南縣湘河鎮蓮花臺村，注冊資本11581.6萬元，主要經營范圍包括水電資源開發、水力發電、庫區養殖等。

長期以來，國電丹江水電負債嚴重。財報顯示，2014年度國電丹江水電營業收入0元，凈利潤0元，負債總計36840.24萬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國電丹江水電凈利潤虧損5107.02萬元，負債總計48620.66萬元。

“陜西水務集團作為地方國企，有財力有能力接收丹江水電，更有機會盤活這些不良資產。”王強分析，“目前央企出手的水電站，還是有出路的。有些會被其他央企(例如以水電為主業的三峽)看上，有些會被地方國企看上，有些被大型民企看上。”

事實上，雖然虧損水電企業股權轉讓成交困難，但具有明顯優勢的水電企業似乎并不愁“嫁”。

“目前包括華能、大唐等在內的電力巨頭均有計劃在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區積極洽購水電項目，只要水資源條件好、裝機容量較大，價格合適，還是極有可能成功找到接盤方。”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此外，不少產業基金也準備介入水電項目，像UBS全球基金建設基金、鼎暉投資等。”

水電降溫?

發電央企頻頻剝離不良水電資產，難道水電真的降了溫?

當前能在中國水電行業開發擁有一席之地的，大多是擁有大型流域主導開發權的央企。具體來看，實力最為雄厚的水電企業是擁有多座巨型水電站的三峽，其次是擁有烏江、金沙江中游、上游，以及怒江潛在開發權的華電。擁有紅水河流域開發權的大唐排名第三，國電投、華能、國投、國電則分列4、5、6、7位，它們分別在黃河上游、瀾滄江、雅礱江以及大渡河占據主導地位。

水電在中國經歷了多個發展階段，總裝機容量從上世紀80年代的1000萬千瓦，躍增至2016年末的3.32億千瓦，占全球水電裝機容量的1/4。然而，中國水電裝機的增量開發逐漸收尾卻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年初發布的《2016-2017年度全國電力供需形勢分析預測報告》指出：水電投資同比下降22.4%，已連續四年下降。

“基于當前電力行業產能富余的現實，水電行業受到了較大沖擊，大部分水電企業都處于虧損和盈利的邊緣，水電行業開發積極性將持續低迷。”張博庭說，“由于電力市場的劇烈變化，不僅水電的上網量沒有保障，原來政府承諾的電價，在很多情況下也失去了作用。好在這些水電開發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暫時還不會因為一時的經營困難，就放棄社會責任。但如果這種入不敷出的問題長期不解決，甚至一些水電企業在電力市場化的競爭中被淘汰出局，那么，我國利用水電開發所實現的水資源功能將無法保障。”

201年國家先后出臺《關于建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目標引導制度的指導意見》(國能新能[2016]54號)、《關于做好風電、光伏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工作的通知》(發改能源[2016]1150號)等文件，雖然水電上網電價遠低于風電、光伏電價，但上述文件均未包含水電。

“水電的良性發展關系到我國能源結構的調整，是我國完成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目標的重要基石。”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10.440,0.00,0.00%)總工程師彭才德說，“在經濟新常態下，由于消納市場疲軟，裝機階段性過剩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本應進入市場‘收獲期’的水電卻遭遇‘棄水’寒冬。”

電力供給過剩不但出現了棄水的尷尬，甚至引發了企業的丟卒保車。在水電裝機迅速增長和用電增速持續低迷的雙重壓力下，很多水電大省陷入水電消納困境，連續多年“棄水”，導致企業蒙受嚴重虧損。自2017年以來，各大央企更是頻頻“甩賣”旗下水電資產，自我“瘦身”。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推進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是2017年央企改革的舉措之一。國有企業要加強成本管理，推進資本運作和資產運營，提高經營質量與效益等。分析人士指出，國有企業對無效資產進行處置是發電企業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

“要看到，國家層面缺乏統一協調、各自為政，對水電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支持不夠。”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分析，“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們發現不僅僅需要市場機制，也需要在摸索中培育出成熟理性的市場主體。這都需要時間，以及在改革過程中不斷試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