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由29位企業高管組成并隨特朗普訪華的美國商貿代表團豪華陣容,人們除了看到通用電氣、波音、高通與陶氏杜邦等耳熟能詳的企業名字外,還發現了美國第一個液化天然氣出口終端開發商Cheniere、塔式光熱發電技術開發商SolarReserve、核電巨頭西屋電氣以及污水處理公司Viroment等不少新的面孔,而且隨訪企業中竟有多達四分之一涉足清潔能源業務。在鋼鐵、鋁材等傳統產品貿易領域中美屢現齟齬之時,特朗普也許想從清潔能源地帶打開更大的視窗。
出于對低碳經濟的美好憧憬,全球各國都在不約而同地加大對包括水電、核電、風電與光熱等在內的清潔能源開發與投資。來自彭博新能源財經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全球清潔能源投資規模達1829億美元,同比增長2%;其中中國市場投資達680多億美元,占全球比例的37%,而且中國已連續五年位居全球清潔能源投資第一大國的位置。按照《中國能源金融發展報告(2017)》,“十三五”期間中國清潔能源總投資需求將達到3.1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其中水電投資需求5000億元,太陽能產業投資需求10000億元,風能產業投資需求7000億元,核能產業投資需求4500億元,生物質能投資需求1960億元,地熱能投資需求1400億元。而在安永報告的排名中,中國和印度將是全球清潔能源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
不過,與清潔能源流光溢彩的市場背景形成強烈反差,中國除在電動汽車領域具有一定的技術創新能力外,其它清潔能源技術卻是系統性短缺。據聯合國北京辦事處的低碳發展報告顯示,中國需要60多項核心技術來實現其降低電力、交通、建筑、鋼鐵、化學等主要工業領域碳濃度的目標,然而,這60多項核心技術有70%不為中國人所掌握。也正是由于技術能力上的短板,中國企業開發本土清潔能源市場的產業沖動受到了抑制,當然也給在核心技術上完全占據上風的美國留下了巨大的商業空間。來自國際能源署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處于世界一流水平,尤其是在碳捕捉、利用與儲存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領域,美國控制著至少全球一半以上的頂尖技術。顯然,中美在清潔能源領域存在著明顯的互補效應。
對于美國而言,運用技術優勢在清潔能源領域與中國展開合作應當是一樁非常劃算的買賣。一方面,目前美國產業結構中金融服務業占到80%,這種依賴于虛擬經濟的增長模式所存在的風險早已被金融危機所佐證,也正是如此,特朗普執政后大力扶持“美國制造”,而如果美國能夠加大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技術與設備出口,無疑可以獲得經濟成長的新引擎與內生性機制。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主要源于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而按照專家估計,未來15年中國高科技市場的年增長率將達到20%~40%,如果美國放寬相關政策,其相關產品對華出口額可能達到600億美元,將有效緩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不僅如此,美國企業爭取到對中國清潔能源市場充分的設備投資機遇,勢必帶來美國就業市場的擴容,如一臺風力發電機,有8000個組成部分,需要200噸鋼材,13噸玻璃纖維,如果美國能夠與風力發電最盛的中國達成項目合作協議,美國就有可能成為這些部件的產地,從而創造巨大的就業空間。
必須承認中美合作開發清潔能源過程中中國獲取的裨益,除了據此加快自己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步伐和鍛造經濟成長新的內生動力以及強化產業層級提升力度外,中國還可以通過技術引進和吸收利用提高清潔能源的開發進程,從而縮短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周期。不僅如此,有關碳關稅的傳聞在不少發達國家和經濟體甚囂塵上,中國企業如果通過與美國企業在清潔能源方面的合作,不僅可以有效地利用對方的技術之長,加強自己的碳排控制能力,而且可以提高自身產品的技術標準和競爭能力,從而規避新的市場風險。
實際上,圍繞著清潔能源的合作,中美雙方已經嵌入了一定的層面并產生了初期系列成果。在政府層面,中國能源部與美國能源部共同發起成立了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且中美能源合作項目也運行了5年之久,由此生成了中國華電集團公司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共同組裝完成了首臺套航改型燃氣輪機發電機組、中國電力工程集團與GE共同籌建了煤氣化循環電廠等投資項目。在商業層面,比爾˙蓋茨組建的美國泰拉能源公司已與中國核工業集團簽署了第四代核電廠開發及商業化合作協議,而且泰拉能源在中國建廠預計2024年完工。無獨有偶,美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應用材料公司在西安市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太陽能研發中心,美國常青太陽能集團在武漢建立了太陽能電池板組裝廠,同時北京中關村大街運營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InTeahouse波士頓科技創投合作中心攜手打造出了“中國北京-美國麻州清潔能源產業合作投資促進會”項目等。
值得指出的是,不少人認為,特朗普宣布退出了《巴黎協定》意味著美國政府已經將清潔能源開發與建設封存起來,其實不然。正如美國能源部部長里克˙佩里的所言,特朗普政府將繼續推動化石燃料和可再生電力以及對核能的更大發展和部署,并通過尋求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繼續確保能源組合的多樣性、高效性和可持續性。給點陽光更燦爛。在清潔能源的合作上,美方如果能夠適當放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中方也適度開放市場投資領域,雙方定能聯手烘烤出彼此可口的更大蛋糕。
出于對低碳經濟的美好憧憬,全球各國都在不約而同地加大對包括水電、核電、風電與光熱等在內的清潔能源開發與投資。來自彭博新能源財經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全球清潔能源投資規模達1829億美元,同比增長2%;其中中國市場投資達680多億美元,占全球比例的37%,而且中國已連續五年位居全球清潔能源投資第一大國的位置。按照《中國能源金融發展報告(2017)》,“十三五”期間中國清潔能源總投資需求將達到3.1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其中水電投資需求5000億元,太陽能產業投資需求10000億元,風能產業投資需求7000億元,核能產業投資需求4500億元,生物質能投資需求1960億元,地熱能投資需求1400億元。而在安永報告的排名中,中國和印度將是全球清潔能源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
不過,與清潔能源流光溢彩的市場背景形成強烈反差,中國除在電動汽車領域具有一定的技術創新能力外,其它清潔能源技術卻是系統性短缺。據聯合國北京辦事處的低碳發展報告顯示,中國需要60多項核心技術來實現其降低電力、交通、建筑、鋼鐵、化學等主要工業領域碳濃度的目標,然而,這60多項核心技術有70%不為中國人所掌握。也正是由于技術能力上的短板,中國企業開發本土清潔能源市場的產業沖動受到了抑制,當然也給在核心技術上完全占據上風的美國留下了巨大的商業空間。來自國際能源署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處于世界一流水平,尤其是在碳捕捉、利用與儲存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領域,美國控制著至少全球一半以上的頂尖技術。顯然,中美在清潔能源領域存在著明顯的互補效應。
對于美國而言,運用技術優勢在清潔能源領域與中國展開合作應當是一樁非常劃算的買賣。一方面,目前美國產業結構中金融服務業占到80%,這種依賴于虛擬經濟的增長模式所存在的風險早已被金融危機所佐證,也正是如此,特朗普執政后大力扶持“美國制造”,而如果美國能夠加大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技術與設備出口,無疑可以獲得經濟成長的新引擎與內生性機制。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主要源于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而按照專家估計,未來15年中國高科技市場的年增長率將達到20%~40%,如果美國放寬相關政策,其相關產品對華出口額可能達到600億美元,將有效緩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不僅如此,美國企業爭取到對中國清潔能源市場充分的設備投資機遇,勢必帶來美國就業市場的擴容,如一臺風力發電機,有8000個組成部分,需要200噸鋼材,13噸玻璃纖維,如果美國能夠與風力發電最盛的中國達成項目合作協議,美國就有可能成為這些部件的產地,從而創造巨大的就業空間。
必須承認中美合作開發清潔能源過程中中國獲取的裨益,除了據此加快自己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步伐和鍛造經濟成長新的內生動力以及強化產業層級提升力度外,中國還可以通過技術引進和吸收利用提高清潔能源的開發進程,從而縮短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周期。不僅如此,有關碳關稅的傳聞在不少發達國家和經濟體甚囂塵上,中國企業如果通過與美國企業在清潔能源方面的合作,不僅可以有效地利用對方的技術之長,加強自己的碳排控制能力,而且可以提高自身產品的技術標準和競爭能力,從而規避新的市場風險。
實際上,圍繞著清潔能源的合作,中美雙方已經嵌入了一定的層面并產生了初期系列成果。在政府層面,中國能源部與美國能源部共同發起成立了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且中美能源合作項目也運行了5年之久,由此生成了中國華電集團公司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共同組裝完成了首臺套航改型燃氣輪機發電機組、中國電力工程集團與GE共同籌建了煤氣化循環電廠等投資項目。在商業層面,比爾˙蓋茨組建的美國泰拉能源公司已與中國核工業集團簽署了第四代核電廠開發及商業化合作協議,而且泰拉能源在中國建廠預計2024年完工。無獨有偶,美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應用材料公司在西安市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太陽能研發中心,美國常青太陽能集團在武漢建立了太陽能電池板組裝廠,同時北京中關村大街運營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InTeahouse波士頓科技創投合作中心攜手打造出了“中國北京-美國麻州清潔能源產業合作投資促進會”項目等。
值得指出的是,不少人認為,特朗普宣布退出了《巴黎協定》意味著美國政府已經將清潔能源開發與建設封存起來,其實不然。正如美國能源部部長里克˙佩里的所言,特朗普政府將繼續推動化石燃料和可再生電力以及對核能的更大發展和部署,并通過尋求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繼續確保能源組合的多樣性、高效性和可持續性。給點陽光更燦爛。在清潔能源的合作上,美方如果能夠適當放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中方也適度開放市場投資領域,雙方定能聯手烘烤出彼此可口的更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