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行業是一個年輕的行業，也是一個激烈競爭的行業，在光伏行業的幾番起伏中，成功勝出者有之，淘汰破產者有之。成立于1997年的陽光電源，在20年發展歷程中，見證了行業的興衰。從逆變器起家，到如今光伏逆變器市場占有率國內第一、出貨量全球第一，面對光伏行業不斷變化的新形勢、新特點，陽光電源如何調整企業發展戰略?實現海外和國內兩個市場并舉?怎樣看待光伏平價上網?在陽光電源成立20周年之際，記者專訪曹仁賢董事長。

由效率到效能轉型

記者：近年來光伏行業發展迅猛，競爭也日趨激烈，轉型發展成為眾多光伏企業的選擇。陽光電源立足行業20年，面對光伏發展新形勢，在轉型發展上有哪些考慮?

曹仁賢：光伏企業從早些年研發、小批量試制，到規模生產、成本降低，助推光伏發電在國家能源體系中的地位由此前的輔助能源到現在的重要能源，再到未來將成為替代化石能源的主要能源。在行業變化過程中，光伏企業也在思考如何生存，陽光電源亦是如此。我們轉型創新的核心是如何貼近客戶、創造價值，這事關企業長期生存的關鍵。

光伏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導向行業，企業在承擔節能減排社會任務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找自己的客戶、研制新產品，面對這一雙重任務，一方面降低成本，盡快實現光伏平價上網，另一方面實現專業技能價值轉移，將自身價值轉移到客戶身上。與時俱進、變革和創新，成為光伏企業的主題。光伏行業變化快，企業創新和變革步伐更要強化，變革創新要聚焦在產品和服務以及為客戶創造價值上。

陽光電源在研發以及人才投入方面也做了很多創新，核心使命是讓人人消費得起清潔電力、綠色能源，長期目標是成為清潔電力轉換技術的全球領跑者。

記者：那能具體介紹一下陽光電源的轉型創新目標嗎?

曹仁賢：具體說，清潔電力轉換技術方面，從原來單一的提高轉換效率向效能轉變。效率是提高設備硬件能力，效能是提高設備長期服務的能力，效能是效率和可利用率的乘積。通過互聯網、智能終端、智能軟件等使設備長期可靠運行，以提高效能，即我們追求的不是某一天的發電效率最優，而是25年生命周期內長期穩定高效的發電。

陽光電源通過在光伏發電中嵌入儲能、智慧互聯技術等，平滑電力資產，提升可利用率和可靠性，從而在整體性能上獲取競爭力，成為清潔技術轉化的技術實力派，確保光伏電站整個生命周期內價值最大化。這是我們陽光電源今年做的轉變，也取得了很大實效。

發力國內市場、探索光伏+

記者：海外市場歷來是陽光電源的重要市場之一，隨著光伏市場更多轉向國內，陽光電源在國內和海外市場的戰略布局是怎樣的?

曹仁賢：海外市場主要分為高端市場和新興市場。高端市場是長期耕耘的優質市場，如德國、日本;新興市場，主要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主要起到補缺作用，通過多元化來化解海外市場風險。目前來看，今年海外市場增勢較快，達到了預期目標。

國內市場，盡管受搶裝潮影響出現不均勻增長，但國內市場是根基。一方面陽光電源在國內要穩固集中式電站的市場份額，實現從效率到效能理念轉變;另一方面，在火熱的分布式市場上，不隨波逐流，不急于將面鋪得太大。分布式市場良莠不齊，存在質量問題、安全隱患，我們更側重推進優質安全高效的解決方案，以負責任的心態做好產品可靠性和電站資產安全管理，注重分布式電站的設備質量和建設質量。

記者：鑒于土地資源有限，現在各種類型的光伏+應運而生，陽光電源在光伏+方面都有哪些探索?

曹仁賢：在一般農用地上，在不改變土地性質的前提下，做好加法是每個光伏人都要解決的問題。不少企業已經做了很多工作，讓光伏與農業生產結合，與養殖業結合。我們主要是在采煤塌陷區建立水上漂浮光伏電站，探索光伏+，并成立了浮體公司，在水面光伏上走在前列。

以頂層設計降低非技術成本

記者：技術進步、規模擴張，光伏成本在過去幾年快速下降，目前業內更多關注光伏非技術成本，對此，您如何看?

曹仁賢：最早我提出過“非光成本”的概念，從根本上來說，非技術成本是一個社會問題，而非某一個光伏人或企業能解決的。假設在3000畝的土地上建設100MW的光伏電站，即使光伏板免費，折合下來度電成本也要3毛錢，可見非技術成本占比之高。

非技術成本要降下來，要通過頂層設計，要充分核定化石能源的環境成本，要達成全社會共識——清潔能源帶來的巨大環境效益，這是大前提。目前非技術成本構成，有電力送出、土地使用稅收、電力接入點爭議、施工阻擾、各種攤派以及融資成本等。

中東國家有光伏電站上網電價僅為度電0.3元人民幣，主要是其融資成本非常低，有免稅政策。而目前，我國對風電、太陽能的增值稅是減半征收而非減免，即使是8.5%的比例也還是很高的，農作物增值稅也在10%左右，還有其他看不見的成本。歸根結底要在頂層設計上出臺能源法，涵蓋可再生能源法，使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真正助力建設美麗中國、綠水青山、藍天白云。要以頂層設計逐步降低非技術成本，讓光伏真正盡快走向平價上網。

記者：針對非技術成本，9月份國家能源局出臺了對各部委、相關方面的征求意見，對光伏發電項目增值稅退稅延期，占用耕地、城鎮土地的免征條件，電網接入成本由電網企業負擔以及貸款優惠政策等征求各方意見。

曹仁賢：關于這一政策的效果，個人不太看好。盡管《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就開始實施，且明文規定可再生能源擁有優先發電權，但受制于各方利益博弈，相關文件雖不少，種種原因未很好落實。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關鍵是要打破長期以來“垃圾能源”的成見，打破電網壟斷，打破能源體制壟斷。政策出臺總是做加法的，但也不能寄予太大希望。

挖掘技術降本潛力

記者：距2020年實現光伏平價上網還有兩年左右，除上述提到的非技術成本外，對光伏企業來說，自身的成本下降空間還有多大?

曹仁賢：光伏人要立足自身降成本。整體來看，光伏行業遵循摩爾定律，每年降幅大概在10%以上。在我國消費端能源價格長期倒掛的現實下，應該說光伏企業壓力很大，從增加研發投入、加速產品替代、到源頭上抓效率、壓縮制造環節成本、攻關系統集成解決方案等方面，努力提升發電效益，降低發電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電站過度設計帶來不必要的成本浪費。現在的電力系統設計原則還在遵循此前火電站、水電站的設計標準，為達到99.99%的可靠性，要配備與電站容量等量的優化設備，如100MW的光伏電站，要配備100MW的交流開關、變壓設備等，要確保萬無一失。其結果就是為了某一天的高峰發電，而配備額外364天的最大容量，造成大量資產的閑置和浪費，推升了度電成本。比如電站的無功補償設計，逆變器設備完全具備此項功能，如若按常規的設計規范就要重復配備，則造成大量浪費。在標準化引導、系統多目標優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推進。

所以說，成本降低，從企業自身來說，一要降低零部件成本，二要優化零部件配備，不要過度配備，陽光電源是第一個吃螃蟹的，目前正在做這樣的示范，盡管面臨很多阻力。隨著可再生能源時代的到來，人們的用電習慣也應發生改變，在不影響人身安全、安全生產的前提下，給自然能源系統多一些包容和謙讓，為了自然環境、子孫后代，要倡導停電1小時可以忍受，畢竟我們在回歸自然用能的路上。

記者：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引入市場調節，比如對火電機組調峰予以補貼、峰谷電價差等，可以彌補短板。

曹仁賢：市場調節是最好的手段，但長期以來電力并沒有回歸其商品屬性，在中國消費一度電不管是來自煤電、水電還是光伏、風電，價格是一樣的，但實際上各種電能的實際成本和環境傷害完全不一樣。盡管新電改9號文已出臺兩年多，但在推進過程中困難重重，寄望國家高層協調，將9號文貫徹到底，切實推動綠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