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了殼的“精準扶貧”

2020年，我國5630多萬貧困戶要脫離絕對貧困。這是國家的莊嚴承諾。為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黨中央提出“精準扶貧”的戰略構想。

2014年，國務院扶貧辦在全國確定了“十大精準扶貧工程”。 “光伏扶貧”便是其中之一，只需要在貧困人口的屋頂上，或者院子里安裝太陽能板，發出的電賣給電網，一年下來，貧困戶可以得到3000多元的收益。還不需要付出重體力勞動，憑借著這些優勢，光伏扶貧一經推出，便被廣泛推廣。如今，效果如何呢？

烏沙塘村：被擱淺的屋頂扶貧項目
寧夏的6個區縣、4個移民點，共18個村，2015年被定為光伏扶貧試點地區，紅寺堡區的烏沙塘村就是其中試點之一。按照原先的計劃，這個村子的項目早該建好發電了。

但是當記者站在村子的制高點，往下看去的時候，卻怎么也找不到太陽能電板的影子。

“村上應該裝100戶的，現在只裝了10戶。” 村民們這樣告訴記者。

即便是安裝好設備的這10戶人家，也沒有投入使用。項目為何停滯不前？項目施工企業告訴記者。

“當時我們選的那個村，它不在2015年農網改造范圍之內，最多只能并20戶，已經干了10戶了，很多條件，不是一個因素制約的我們沒法干。”

不是一個原因，那其他原因到底是什么？繼續追問，企業不愿多說。

“10戶啥原因呢？一方面如果企業來做這個光伏（項目），國家按照一定份額給企業配備地面電站的指標。當時沒有及時到位，可能影響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紅寺堡區扶貧辦負責人告訴記者
“去年政策不明朗，企業建的積極性不高。”

所謂的政策，是寧夏對參與扶貧企業的獎勵：商業電站。

企業有了它，發的電可以賣給國家，還享受新能源補貼，扶貧上花的錢，電站賣電就能都賺回來。這當然有吸引力！

為此，不少企業得到這個消息，就立即開工，記者查到開工的時間是2015年上半年。但是寧夏的獎勵發放時間卻晚了很多，是今年的2份。

而就在這一年，商業電站的市場行情急轉直下，昔日的香餑餑一下子變成了燙手的山芋。

“還在哪兒放著，我們還要等著政策的變化，等著政策，后來政策也不明朗，就這樣等下去了嘛。”

轟轟烈烈開始的光伏扶貧，一年之后，在烏沙塘鎮草草收場，當地不得不另辟蹊徑，重新開始。

欣榮村：計劃收入3000元 實際收入300元
欣榮村也是寧夏試點光伏扶貧項目的貧困村之一。村子里都是搬遷來的移民，房子是政府新蓋的，屋頂很整齊，符合安裝光伏設備的條件。這里每家每戶的屋頂上，都裝上了太陽能發電設備。

“一年給300元，簽了二十五年的合同。”一位貧困戶這樣告訴記者。

而國家的規定是，每年每戶增收3000元以上。現實和國家的要求差了整整十倍，為什么會這樣呢？

賀蘭縣扶貧辦移民辦書記陳國忠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陳國忠：屋頂的收入應該在3000元（每年）企業現在是把這個屋頂先租來，一戶現在給了300塊。”

光伏扶貧，國家有著明確的規定，是作為資產收益，給村民們一個持續的收入來源，而不是企業租農民的屋頂。

記者：那現在為什么還是企業在租房頂呢？

陳國忠：因為它（寧夏）這個回購辦法還沒有出臺。那么現在主要的運作就是鼓勵，我們現在鼓勵移民自己回購，就是我們出臺這個小額貸款，你可以貸款以后去回購。它的投入一戶也就是個2萬多元，實際上五六年的時間，基本上貸款都能還清。

記者：農戶愿意嗎
陳國忠：愿意的不是太多。

讓貧困戶自己出錢購買設備幫助自己脫貧。和國家的政策大相徑庭。國家幾次明確重申，地方政府一個重要職責，就是要統籌落實建設資金的。這里為什么要求貧困戶們自己出錢給自己脫貧呢？記者找到了寧夏扶貧辦副主任張吉忠。

記者：中間是出現了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呢？

張吉忠：有些點可能當初選的時候我們區縣或者企業在選的過程中，可能這個基礎工作做得不扎實。包括后期的資金整合不到位，有個別的項目因為可能它剛開始考察的時候不夠全面或者是不夠深入，這些因素導致很困難。

張吉忠：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我們扶貧部門在呼吁和關注的一件事情。

記者：僅僅是呼吁嗎？

張吉忠：我們以后的光伏扶貧工作、光伏工作主要還是由能源部門來主導。我們也希望我們有關的主管部門對我們扶貧項目能夠開綠燈，能夠給予更多的關心和關注。

出現問題，扶貧辦能做的就是不斷呼吁，而當地的能源部門，面對問題，有沒有想出比呼吁更有效的辦法呢？記者找到了賀蘭縣發改局局長楊慧。

記者：農戶覺得自己沒有2萬5，他們拿不出這個錢，村里也拿不出這個錢。

楊慧：政府也拿不出錢。

記者：政府有扶貧款??？

楊慧：關鍵是一個縣才多少？一個縣本級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我們現在還是全區最好的縣，一年才十五、六個億，這十五、六個億又發工資、又保障民生，哪有錢回購這些東西？還要基礎設施發展經濟，所以非常緊張的。

扶貧資金，國家明確要求，地方政府統籌落實，但當地不僅沒錢可拿，甚至當地主管部門認為，即便有資金，也不合適拿來投資這樣的項目。

楊慧：政府不便于做這個事情，每一個光伏項目投資都很大的，它而且回收的周期特別長，二十多年，政府投資這些東西，誰來管理？誰來維護？誰來經營？都是問題。

記者：您認為這個不該政府掏錢，應該企業把它做起來？

楊慧：嗯，而且通過農戶簽約收益的方式也好，出租房頂也好，通過各種方式老百姓也愿意，反正屋頂閑著也是閑著。

政府推給企業，面對無利可圖的扶貧項目，企業也不愿意繼續參與。“我們也體諒政府的困難，如果單純讓咱們目前的這些光伏企業，大規模來投資這個扶貧電站，其實這個商業模式是沒法做很多的。”

一個事先設計很好的光伏扶貧路線圖，最終卻走了樣，原本政府，企業，貧困村民三方受益的項目，建好了卻沒一方滿意。鋪滿貧困村民家中屋頂的太陽能設備，還在靜靜的曬著太陽，計劃中的效益更是無從談起。

央視評論：做扶貧工作，最怕的就是貧困戶“等靠要”，一旦思想上出現了“惰性”就很難幫扶。那么在進行扶貧工作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應當反思一下，基層工作是不是也存在著“等靠要”。是完全照搬別人的模式還是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出現了問題是繼續等政策還是想辦法解決問題？一旦扶貧工作出現了惰性，失去了執行力，那么精準扶貧的目標藍圖也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